英媒纠缠不休：尼尔·海伍德其人其事
自从“海伍德”的名字出现以来，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两个月前的新闻人物王立军。眼下，“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事件”虽然仍然牵动着中共最高层的剧烈权斗，但西方媒体却越来越发现，海伍德的死因不仅仅是薄熙来与王立军交恶的导火线，或许还是一个揭开众多谜团的关键，同时它甚至关系到中共对薄熙来和谷开来最终的政治和法律处理。
如果不是王立军从美国驻重庆总领馆一进一出，海伍德这个人可能就永远被人遗忘了。综合英美媒体的报道和分析，海伍德此人颇具“传奇色彩”，即使是在遍布大陆的无数“西洋中国通”中，他也非同一般。
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1970年出生于英国。死前已经在中国各地生活过十多年，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娶中国大连女子露露(Lulu)为妻，之后他们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年11岁的奥丽维亚(Olivia)和7岁的彼得(Peter)。海伍德被认为是以中间人身份在华活动的英国商人中相当成功的一位(其所代理的欧美公司不乏著名商家)，并在大约十年前开始接近当时大连市长薄熙来的家庭。
之后的一切，报章已经介绍得不少了。海伍德因为执教于一家位于大连的国际学校，故经人介绍成为薄熙来和谷开来的爱子薄瓜瓜的英文教师。据称薄家选中海伍德，曾考虑到众多的因素，其中包括海伍德的教育背景、知识领域以及他广泛的国际联系。事实上，海伍德后来在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家庭教师为起点，至海伍德临死前，他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薄熙来和谷开来、特别是谷开来的经济活动。
并不像薄熙来所宣称的那样，谷开来其实一天也没有真正离开自己的商业活动。英美媒体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谷开来的公司(英文名称为“Horus L. Kai”)在海外遍地开花，其商业足迹遍及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和英国。Horus L. Kai的业务包括“投资咨询”，为海外投资人在华投资牵线搭桥并从中渔利。
媒体披露说，在谷开来周围有一批“外国商人朋友”，为Horus L. Kai的生意奔忙并获益，他们中包括法国著名建筑师帕特里克•亨利•德维勒(Patrick Henri Devillers)、美国商人拉瑞•程(Larry Cheng)；而海伍德也是其中一员，不过(至少迄今为止)他陷得最深(最耸人听闻的报道莫过于“海伍德与谷开来的性关系”)，甚至可能就是为此而丢掉了性命。
英国报章在报道和分析海伍德死因时曾多次直接使用中文的汉语拼音“Bai Shoutao”，即所谓的“白手套”，某些英国媒体认定海伍德只不过是一只“白手套”。搜索一下“百度百科”即可得知，“白手套”是指中国“充当黑钱漂白的中间人”，他们“披着实际从事非法活动的合法外衣”。
在有关海伍德猝死的大量报道和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三对矛盾的现象，它们使人更加认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在有关海伍德猝死的大量报道和分析中，人们不难发现三对矛盾的现象，它们使人更加认为海伍德的死因“非同小可”。
第一个矛盾现象是海伍德于去年11月14日死后，重庆警方披露给海伍德亲属和英国领事官员的死因竟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海伍德亲属获悉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近来海伍德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声称他们“接受”海伍德“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由重庆警方所做出的解释。据说海伍德有心脏病的家族史----海伍德的父亲就是在其壮年因心脏病突发而病故的。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领事官员所获得的海伍德死因却是“酒精中毒”。这一点令海伍德的某些朋友愤愤不平，最早对其提出质疑[“海伍德并不是一个酗酒者(not a heavy drinker or serious drinker)、甚至几乎是绝对的禁酒者(a virtually teetotal)”]的人，就是海伍德在中国和英国的朋友们。其实他们早在海伍德去世之初就对重庆警方的解释不满，只不过是王立军所透露出来的“海伍德系中毒致死”极大地加剧了人们的好奇心理与怀疑程度。
第二个矛盾现象是，当英国媒体在热烈谈论海伍德曾效力于一位前MI6雇员创办的战略情报咨询机构(Hakluyt & Co.)时，该机构发言人只是淡淡地说，“海伍德从未在该机构获得全职职位”；“近年来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中国重庆的‘咨询服务’”。不过，媒体透露说，Hakluyt & Co.“向来行事低调”。MI6是英国最为重要的情治单位之一，即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专门负责境外情报搜集。MI6(SIS)与国家安全局(MI5)和政府通信总部(GCHQ)一起，构成英国情报机构的所谓“三驾马车”。假使海伍德与英国情报部门确有牵连，中共对薄熙来谷开来案肯定会进行不同的处理。
第三个矛盾现象是，就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英国政府反复敦促，但北京当局却毫无反应。自从“王立军事件”突然爆发，中国政府的可信度越来越低。回想一下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对王立军滞留美国总领馆的最初回应吧! “一个孤立事件”，真是天大的笑话，什么都可能是孤立事件，唯独“王立军事件”最不孤立。问及海伍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不知情”之说恐怕难以服人。有媒体预测，英国政府还会以更高的层级继续向中方提出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的要求。
除了美国媒体曝光的有关王立军在美国总领馆泄露的海伍德死因之外，英国媒体还报道说，重庆中国记者的手机曾收到匿名密告，“海伍德其实死于谋杀”。大量消息证实，海伍德死前似有预感，比如他曾向友人吐露自己的担忧和恐惧，计划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中国。而在产生不祥预感之前，海伍德在中国的“事业”一直是相当稳定的，这种稳定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据信海伍德在北京郊区拥有豪宅，其子女就读于英国学校在大陆的海外分校，每年仅学费达两万两千英镑。
不过也有个别报道指出海伍德死前“非常高兴”，例如4月5日英国轻年记者汤姆•雷德(Tom Reed)在英国最大的报章之一“每日电讯报”上回忆说，他曾于去年11月初(大约是海伍德死前十天左右----本文作者注)与海伍德在北京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雷德声称，柔和灯光之下的海伍德当时“毫无忧虑、非常高兴，全然不像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然而即使是雷德本人也承认，他从不同渠道(包括从海伍德的口中)得知海伍德与薄熙来家族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有时甚至无事可做”。雷德说，“接触中我没有得到薄熙来迁怒或封口海伍德的任何印象”。关于海伍德去世，他表示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我还以为他死于车祸 … 但我也没有任何证据怀疑他不是死于心脏病”。
雷德还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的确曾为与MI6相关的战略情报咨询机构效力，但只是某种“临时性的工作(occasional work)”；“因此就把海伍德描绘成一个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商业间谍，距离事实甚远”。看到这里，读者似乎才明白雷德在其谈话之初为什么极力渲染他与海伍德晚餐时，所感觉到的海伍德的“无忧无虑”。
海伍德在中国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其公司的名义进行，他的公司名为“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性质是“研究与咨询公司(research & consultant company)”。作者没有找到这家公司的网站，但目前人们对此的关注很多，这家公司很可能名列中纪委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有关调查名单之上。
多数英国媒体不像雷德那样拘谨保守；相反，“海伍德死于谋杀”的“阴谋论”甚嚣尘上。3月30日刊登于“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援引英国记者在中国的眼线的原话当做标题∶“我认为海伍德死于他杀 … 人人为之恐惧(I think Neil Heywood was killed … everyone’s scared)”。看这篇文章，真像是在读一部间谍小说。
文章的作者、英国驻华记者马尔科姆•莫尔(Malcolm Moore)与其眼线3月下旬在北京联系接头时，曾被告诫“当地情势极为险恶”(那时正是所谓“政变”传言最为流行的关头)，并被要求通话完毕立即摘掉手机电池，以防中国特工跟踪。两人的会面时间与地点到最后一分钟才确定。为了避开可能的监听，他们放弃了酒店、餐馆、咖啡厅等所有的室内环境。
就是在北京街头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莫尔被告知海伍德其实死于非命，他于是决定用这句话做为其报道的题目。这名英国线人还道出其他一些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包括英国巨商和前政府官员)对海伍德之死的类似看法，据说这些消息来源与其他消息来源(特别是美国的消息来源)一起，促使英国政府继去年年底之后再次向中方提出“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
其实，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只“白手套”，一名间谍，一位绅士派头十足的商人，或是兼而有之----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犹如“每日电讯报”另一篇文章所指，正是“海伍德之死”揭开了北京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它很可能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
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在高级官员叛逃或变节的所有案件中，没有哪一桩像“王立军事件”如此棘手、如此难以持续“黑箱作业”。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最终处置，也已经不再纯粹是中共的党内事务，它还涉及到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美国国会进行的缜密听证和英国政府就海伍德死因重新调查的反复敦促，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共产生压力；无论中南海多么风平浪静，国际压力时刻都在对北京的政治决策过程施加难以忽视的影响。
万维读者网记者后记∶截至发稿传来重要消息----中国公安机关已对尼尔•海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而且“谷开来及其勤务员成为重大作案嫌疑，被移送司法机关”。中共媒体新华社终于证实∶“海伍德死于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