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刚过，传来方励之教授突然去世的噩耗。震惊之余，数度拨打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方家电话，却都是忙音。或许，此时，很多人拨打这个电话？或许，此时，不应该给方太太李淑娴女士太多的打搅？我陷入沉思。整整一天，方励之的音容笑貌漂于脑海，与他相识相交的往事，历历浮现眼前。一切，恍如昨天。
1985，欣闻并传播方励之
1985年，于我人生中，发生了三件难忘的大事。其一，欣闻并传播方励之言论；其二，策划学潮，拟于“一二九”运动50周年之际，号召学生上街，呼唤民主，但遭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以“交通安全活动周”为名，予以封杀；其三，学潮流产后，改为上书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单说第一件事。时值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开放，校园空气活跃，在本人就读的上海同济大学，我常聚集众多研究生，探讨国是，抨击时弊，憧憬民主。至秋天，忽然传来一份打字稿：方励之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关于民主，方教授的论辩，新颖、大胆、前卫，通俗易懂而又鞭辟入里，读之大受鼓舞。
我和同学们及时捕捉到时机，决定以墙报和传阅方式，大力推广方励之言论，结果，不仅传遍同济大学，还传遍上海各大高校，更扩及外地。稍后，我们还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名义，编篡一本《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姚任职中科院，当时也有不少前卫言论），印刷200本，在校园传播。方励之迅速闻名于全国，应该说，我们的传播工作，无形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一晚，我们管理学院的两位同学在校区张贴了《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吴国光报告文学，介绍方励之），回到宿舍才不到二十分钟，几名院领导突然敲门而入，神色凝重地告诫同学们不得再张贴。于是霍然察觉，我们已遭到当局特务跟踪。院领导不过是闻讯和奉命前来，苦口婆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也是从1985年底开始，我和同学们与方励之渐有书信往来，都尊称他为“方老师”。1986年中，方励之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物理学与质朴性》，扉页上写着：“
送给陈破空同学方励之 86.7.26.”简单的两行字，表现方励之的个性与作风：简洁，明快，更深的意义，尽在不言中。在那个急速成长的年代，方老师可算是我的精神导师。
1986，同济大学，盛大的欢迎
1986年，校园空气愈加活跃，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年轻学子们充满理想与渴望的心。我们发起各种形式的沙龙、聚会，经春夏两季播种，到了秋天，推动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项目之一，是邀请方励之、刘宾雁等文化名人来校演讲。
1986年11月16日，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常委兼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的我，受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委托，借得校方一部丰田牌轿车和司机，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从国外讲学归来的方励之教授、并方夫人李淑娴女士和方的秘书。
车程上，方励之夫妇与我热情攀谈，我介绍了一年来对方老师言论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今天的演讲安排。方励之高兴地表示感谢，李淑娴则连声称赞：“学生就是有办法！”
方励之突然问我：“你们让我去演讲，我还不知道题目是什么呢？”我思忖片刻，说：“这个题目如何？－民主，改革，现代化。”方励之连说“好好好，就这个题目！”
经我和同学们连日忙碌、布局，同济大学呈现欢迎方励之夫妇的盛大场面。在校区中央，我们办了“欢迎方励之”的专期墙报，在由我撰写的欢迎辞里，把方励之誉为“国之鹰”；校广播台每隔半小时就播放一次方励之将莅临演讲的通知。
当我陪同方励之一行到达时，大礼堂内外，已经被蜂拥而至的同济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以建筑专业见长的同济大学，设计了全国高校中最大的空心无柱大礼堂，座位5000个。方励之莅临当日，大礼堂不仅坐满人，周围更站满人，无法进入的，便拥挤在大礼堂外围四周。同济大学大部分学生、部分老师、加部分外校学生，约计上万人，到场聆听方励之演讲。多年以后，在美国，方老师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盛大欢迎场面。
我刚刚把方励之送上大礼堂舞台，校团委和学生工作部两名领导便匆匆迎上来，截住我，神情不安地说：“我们研究了，你就不必到台上去了，好吗？”口气尽量诚恳，目光却充满忧虑，身体摆出拦住我的姿势。他们怕我上到讲台后，振臂高呼民主口号，致使场面过于沸腾、以至于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态？我面露愕然，心下觉得好气又好笑。两名领导又连声说：“你可以陪方太太，坐在下面第一排，好不好？
”
我丝毫没有力争，转身陪同李淑娴女士在首排正中坐下，两点已到，演讲会准时开始。前一个小时，方励之演讲；后一个小时，方励之回答提问。方励之的演讲充满激情，并不乏幽默。全场气氛，不仅是热烈，而且是热火，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笑声、欢呼声。记得方励之还说出这么一句顺口溜：“东风吹，战鼓擂，如今谁也不怕谁！”全场哄堂大笑。
突有同学在场中打出两条大尺度横幅：“方励之，共和国需要你！”“自由，民主
，平等！”全场轰然，伴随片刻的迟疑，然后是掌声如雷。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场合，那还是少有的举动。
因为场面沸腾和心情激荡，当时坐在头排的我，如今并不太记得方励之演讲的具体内容。2012年4月8日出刊的《纽约时报》，除了报道方励之逝世的消息，还引述了他的一段演讲，指明是在26年前（即1986年）的上海同济大学：
“人权，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诸如思想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结婚的权利，等等。但是，我们中国人以为，这些权利是危险的。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民主的，那么，这些权利就应该比别的国家多，但事实上，在现阶段，除了抽象的权利概念，我们一无所有。”
我感觉，这段英文，翻译上似乎有误，我并不记得，当时，方励之曾提到“人权”这个概念？作为学生，我们当时的语境里也并没有“人权”这个概念。《纽约时报
》所载段落的“人权”二字，还原到当时，大概是“政治权利”，或者“我们的权利”……
另据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回忆（她当时从复旦大学赶到同济大学，旁听了方励之演讲），方励之引用他在欧洲访问时听到的评论：“你们中国的革命，是将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而我们的革命，是将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
我倒还记得有一个提问，有人问方励之如何比较他自己和温元凯（同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也因鼓吹改革而著名）？方励之风趣地回答：“如何比较？他是搞化学的，我是搞物理的；他今年四十岁，我今年五十岁……”
五十岁！一个已经荣获国际引力基金会一等奖、身兼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才五十岁！多么年轻而卓有成就！更可贵的是，他以一个科学家深邃的目光，穿透专制黑幕，挺身大胆质疑：东方的独裁，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演讲会结束，事先小心翼翼而不敢出面接待的同济大学校方，终于派出一名副校长到舞台后室会见方励之，以示同级别的礼遇。在后室，校研究生会请求方教授题词留言，方励之略一思索，便以我建议的当天演讲题目，挥毫题词：“民主，改革，现代化。”李淑娴的题词则是：“童年的摇篮，民主的堡垒。”（李毕业于同济附中）
1989，不朽的精神领袖
一个月后，1986年12月，一场民主运动，如狂飙骤起，震动神州大地，那便是，八六学潮。学潮起源于安徽合肥，方励之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起因于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的学生们上街游行，不认同官方推出的“候选人”，而力推方励之、温元凯等为人大代表。
消息传到上海，迅即点燃民主火焰。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首先冲出校园，成为学潮主力；而上海几十所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员，在十二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里，每天有几万学子走上严寒的上海街头，为自由呐喊。八六学潮，波及全国十几个城市，以上海规模最大。
八六学潮自发结束，而其深远影响，延至1989年。伴随胡耀邦和方励之等人的命运起伏，八六学潮，成为八九民运的奠基之作。
1987年1月，正忙于期末考试，忽从广播里听到，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胡因同情学生，倾向民主，遭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非法罢黜）；随后又听到方励之及刘宾雁、王若望等名士，被中共当局“撤去职务，开除党籍”。我立即与好友商量，要支持和鼓励受到冲击的方老师。我们凑钱购买了一本大相册，邮寄给方老师。作为相册扉页上的题句，我刻意把一句古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改成“三落三起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几个研究生在相册上签名。
同年夏天，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于经济系。至1989年初，我与方励之之间，仍有断断续续的通信；经我介绍，后来的广州学运领袖陈卫也开始与方教授有通信联络。
1989年1月，我与陈卫等人在中山大学创办“每周文化沙龙”，激活广州高校民主空气；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全国性的八九民运，广州学潮也应运而起。北京“六四”屠城后，全国学潮回落。大屠杀之后，又是大逮捕，中共秋后算账，疯劲十足；各地民运领袖，或被捕，或逃亡。在北京，方励之夫妇走避于美国大使馆，成为国际事件；在广州，我与陈卫、于世文、易丹轩、余厚强等一干民运领袖，先后被投入黑狱。
从八六到八九，方励之被公认为两度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及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也确立了他于中国民主进程中不朽的历史地位。
先后流亡海外，我与方励之在美国重逢。岁月在他的容颜上刻下沧桑，但理想却依然闪耀在镜片下深邃的眸间。他依旧乐观、豁达、幽默。谈笑风生间，我又看见同济大学大礼堂的人海，又听见如波涛起伏般的笑声、掌声、欢呼声。啊，难忘的方老师！难忘的八十年代！伊人已逝，涛声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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