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

毛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心清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复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像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对道德的顾忌。我在知道毛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毛认为商纣王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像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朝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借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苏联的口号很有保留。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像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径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本文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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