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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迹:从重庆事变看中共

2012-04-01 12:10 作者:陈迹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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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象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而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而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根本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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