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梁振英时代前夕的三种幼稚病
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与中联办于最后一周内紧急操盘下，阿爷最后吹鸡，奴材选委跪低。“推定地下党员”梁振英最后以低选票（689）、低民望（35%）、低凝聚力（割裂建制派）的“三低”姿态当选。票站内，新特首声言谦卑呼吁团结，票站外，警察竟用胡椒喷雾伺候示威人士。当选翌日，梁振英更主动拜会中联办达个半小时，引发公众广泛忧虑。四月一日，香港市民，坐言起行，反英抗暴，赶狼下台，声讨共产党，团结争普选。
时至今日，笔者发现不少港人患上三种幼稚病。特此点评，以正视听。
幼稚病一：“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梁振英是地下党员，他就不是地下党员。”其实，证言铁证如山，切勿掩耳盗铃。一、学运领袖王丹指出，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多年前在洛杉机亲口向他承认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二、1988年，33岁的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已自称共产党员），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按照中共规定，秘书长必由党员担任。三、六四后，在声讨中共的领导金尧如失势前，梁曾紧跟登报声讨，但等到金老落马势成，梁就成功转靠新码头，忽然继续协助中共起草包括新增第二十三条的基本法，跟温影帝当年“弃暗投明”的抉择殊途同工。四、1997年，中共悉心部署，地下党员叶国华出任董建华的首席顾问，同为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两年后更成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成为中共操控与监督董建华的两大棋子。梁振英此人，本非超级富商，亦非政府高员，如非地下党员，这些权势和地位简直不可想像。
幼稚病二：“即使梁是地下党员，他也会跟董、曾一样对中共唯命是从，相去不远。”此言差矣。董建华是红色商人，跟中共关系千丝万缕，但绝非党员，而是中共统战和监控的对象。曾荫权是本土公务员，也绝非党员。尽管他们两人各受中共施压，但最后决定权始终在他们手中，大不了辞职走人，有机会时可以阳奉阴违，巧妙闪躲（例如递补机制立法风向的变化）。然而，地下党员不然，绝不可犯“组织错误”，必须服从其领导指示（目前可能在中联办或港澳办内），必须如期圆满执行领导交办的任务，不容独立思考或阳奉阴违的回旋空间。一旦接到党领导指令，梁就要通过行政会议、问责高官、立法会等机制，协同其他地下党员，把红色指令“漂白”成独立、公正、集体负责的政治决策。这就是今后“西环治港”的真谛。
幼稚病三：“即使梁是完全驯服中共纪律的地下党员，他毕竟有意冲击香港目前的金融地产霸权，引入中小企业势力压制大财团，可望缩窄贫富悬殊，打破跨行业垄断。”在没有定期选举制度和健康公民社会制衡下，引入狼群，丧咬土猪，港人坐山观虎，拍手鼓舞，心里想着：扫除土猪垄断，引进狼猪竞争，好得很。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形势毕竟比人强。当倚仗中共的狼群把土猪制伏之后，狼群成了新垄断势力。这些新垄断者绝非无产阶级，而是那些支持狼、苦等十五年才可上位的权贵资本家。缩窄贫富悬殊只不过是缩窄猪狼差距，打破跨行业垄断只不过是为了洗牌执位。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港人回天乏力，欲哭无泪，犹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剿灭李自成后，自己也被清兵所歼。要怪的，正是现在还幼稚地挺梁的人不辨世途险恶。需知道，上述转变不会在一夕间发生。上任首年，狼可能道貌岸然，谦虚谨慎，但在他发现权力巩固后的数年时间内，事情即将起变化。1949年至1953年毛泽东嘴脸的转变，不是很值得警惕吗？如果港人不再以史为鉴，奋发抗争，历史悲剧即将重演，四大任务（五年后伪普选、二十三条立法、启动国民教育、整顿香港电台）逐步实现，大搞三权合作，践踏言论新闻自由，出动防暴队催泪弹，中联部与特区对口单位无缝衔接，各位唯有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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