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梁振英时代前夕的三种幼稚病

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与中联办于最后一周内紧急操盘下,阿爷最后吹鸡,奴材选委跪低。“推定地下党员”梁振英最后以低选票(689)、低民望(35%)、低凝聚力(割裂建制派)的“三低”姿态当选。票站内,新特首声言谦卑呼吁团结,票站外,警察竟用胡椒喷雾伺候示威人士。当选翌日,梁振英更主动拜会中联办达个半小时,引发公众广泛忧虑。四月一日,香港市民,坐言起行,反英抗暴,赶狼下台,声讨共产党,团结争普选。

时至今日,笔者发现不少港人患上三种幼稚病。特此点评,以正视听。

幼稚病一:“既然没有证据证明梁振英是地下党员,他就不是地下党员。”其实,证言铁证如山,切勿掩耳盗铃。一、学运领袖王丹指出,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多年前在洛杉机亲口向他承认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二、1988年,33岁的梁振英接替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毛钧年(已自称共产党员),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按照中共规定,秘书长必由党员担任。三、六四后,在声讨中共的领导金尧如失势前,梁曾紧跟登报声讨,但等到金老落马势成,梁就成功转靠新码头,忽然继续协助中共起草包括新增第二十三条的基本法,跟温影帝当年“弃暗投明”的抉择殊途同工。四、1997年,中共悉心部署,地下党员叶国华出任董建华的首席顾问,同为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两年后更成为行政会议召集人,成为中共操控与监督董建华的两大棋子。梁振英此人,本非超级富商,亦非政府高员,如非地下党员,这些权势和地位简直不可想像。

幼稚病二:“即使梁是地下党员,他也会跟董、曾一样对中共唯命是从,相去不远。”此言差矣。董建华是红色商人,跟中共关系千丝万缕,但绝非党员,而是中共统战和监控的对象。曾荫权是本土公务员,也绝非党员。尽管他们两人各受中共施压,但最后决定权始终在他们手中,大不了辞职走人,有机会时可以阳奉阴违,巧妙闪躲(例如递补机制立法风向的变化)。然而,地下党员不然,绝不可犯“组织错误”,必须服从其领导指示(目前可能在中联办或港澳办内),必须如期圆满执行领导交办的任务,不容独立思考或阳奉阴违的回旋空间。一旦接到党领导指令,梁就要通过行政会议、问责高官、立法会等机制,协同其他地下党员,把红色指令“漂白”成独立、公正、集体负责的政治决策。这就是今后“西环治港”的真谛。

幼稚病三:“即使梁是完全驯服中共纪律的地下党员,他毕竟有意冲击香港目前的金融地产霸权,引入中小企业势力压制大财团,可望缩窄贫富悬殊,打破跨行业垄断。”在没有定期选举制度和健康公民社会制衡下,引入狼群,丧咬土猪,港人坐山观虎,拍手鼓舞,心里想着:扫除土猪垄断,引进狼猪竞争,好得很。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形势毕竟比人强。当倚仗中共的狼群把土猪制伏之后,狼群成了新垄断势力。这些新垄断者绝非无产阶级,而是那些支持狼、苦等十五年才可上位的权贵资本家。缩窄贫富悬殊只不过是缩窄猪狼差距,打破跨行业垄断只不过是为了洗牌执位。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港人回天乏力,欲哭无泪,犹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剿灭李自成后,自己也被清兵所歼。要怪的,正是现在还幼稚地挺梁的人不辨世途险恶。需知道,上述转变不会在一夕间发生。上任首年,狼可能道貌岸然,谦虚谨慎,但在他发现权力巩固后的数年时间内,事情即将起变化。1949年至1953年毛泽东嘴脸的转变,不是很值得警惕吗?如果港人不再以史为鉴,奋发抗争,历史悲剧即将重演,四大任务(五年后伪普选、二十三条立法、启动国民教育、整顿香港电台)逐步实现,大搞三权合作,践踏言论新闻自由,出动防暴队催泪弹,中联部与特区对口单位无缝衔接,各位唯有自求多福。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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