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补肾壮阳 装死和神经衰弱

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睪是隱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像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着,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阳萎等。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着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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