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利用了林彪和江青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被中共“平反”，次年调回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社。阎长贵在中国共识网发表文章《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表示，把文革说成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只是政治的需要而已。阎长贵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一般没有争议，但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
阎长贵对《决议》中认为，文革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在文革中不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利用了林彪、江青。阎长贵在文章中引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教授的观点：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所做的坏事，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毛泽东利用江青及互相利用
阎长贵在文章中列举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以及两人互相利用的事实。在文革中毛江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实际上是毛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又出新招，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是让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长。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并任命江青为该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的。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藉助国家名义，拚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在文革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同时，她又以其特殊身份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
林彪致死被毛泽东利用
阎长贵认为，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比如关于打倒罗瑞卿。这是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的事情。罗瑞卿是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中共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是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阎长贵认为，事实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按毛的旨意上山，加入批判彭德怀之列。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
从1963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就亲近、密切了，加上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也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对罗瑞卿确有不满，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下爱将，是他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同时他也知道罗瑞卿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是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是毛泽东的决策。实际上，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他利用军队的派系（或曰“山头”）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和罗瑞卿的矛盾，而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另外，现在中共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事实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请尊神”（“尊神”者，军队也），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当时情况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所想像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毛泽东还在《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再一个例子是，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阎长贵认为，绝对不是，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个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
林彪的上天和入地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上，林彪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当年林彪本来是请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他需要林彪的一票，来换下刘少奇。阎长贵认为，毛泽东就是要让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极左代表张春桥。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阎长贵列举事实指，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对象。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邱会作也在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曾说过林彪（出逃摔死）帮了他一个大忙。阎长贵认为，纵观从文革开始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