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枪响之后(图)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在北京新华门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共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卫队与群众对峙的情形(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称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

“三·一八”的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地愤怒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对“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写下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七十二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认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月5日，《语丝》七十三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觉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与《记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女子”。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底线、人道的底线。

温文尔雅、以写《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时为清华学校老师的他也参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会游行，亲身经历了从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为屠杀的见证人，3月23日，他在屠杀后五天内就在悲愤中写完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为了让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详尽地记下了那骇人听闻的公开杀戮，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闻。枪响之时，他还以为是空枪，直到鲜红的热血滴在他的手背上、马褂上，他才清楚屠杀发生了。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那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清楚地记下光天化日下的兽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录——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

他还记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在那场惨剧中，他的学生韦杰三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挨不到三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时48分）他的微笑就永远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泪写出《哀韦杰三君》（发表于4月9日的《清华周刊》）。他反复地说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反复地说起韦杰三的微笑。他说“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门下电车时还见过韦杰三的最后一面：“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无论多少年后，凡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又有谁能忘得了韦杰三永远的“微笑”呢？

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刘和珍的英文老师林语堂，在刘和珍她们“被难后之第三日”就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发表在《语丝》七十二期），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她们“是代表我们死的”。“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刚动过手术的梁启超先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轻的诗人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的旋律飘荡在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学者”的羽毛，不惮铁血、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与暴力的见证。

即使如《现代评论》周刊，也并不都是陈西滢式的“闲话”。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致抨击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这个问题。

许士廉、高一涵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作家杨振声和凌叔华等则以“三·一八”为背景发表了短篇小说《阿兰的母亲》、《等》等。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温和的知识群体针对“三·一八”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广泛深入地报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其时，如韦杰三君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国务院门前之屠杀”，确证“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并刊登了七十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这个普通报人、这张民办报纸居然在当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参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邵飘萍先生惨遭军阀杀害，《京报》也被封杀，离“三·一八”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在上海，叶圣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发表在3月28日的《文学周报》)；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老牌的《东方杂志》以不少篇幅刊出“三·一八”惨剧的照片。

以上是1926年3月18日军阀杀害了四十七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他们手中的笔，他们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华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师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因此才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段祺瑞政府也于1926年4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杀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杀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三·一八”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语丝》，甚至《现代评论》等都在“三·一八”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写下了永远值得骄傲的一页。

（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