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是真的吗?(组图)


皇太极

元1635年,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这年秋,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皇太极择吉郊迎,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皇太极心情愉悦,一一允准。

传国玉玺”的出现,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还原其历史本真,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当年二月出师,西渡黄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众大半降了后金,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不来归顺,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压境,务绝后患。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亦擅于用情,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营谈判,苏泰太后恸哭出见,令额哲率众出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

庚辰,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上达皇太极。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甚至没有直接还兵。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察哈尔的屈服,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自平鲁卫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此际竟如此不堪。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不是直接东向还兵,却要南下袭扰劫杀,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亦让人慨叹。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皇太极传国玉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他决定隆重出迎,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皇太极为亲外甥,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今皇上得传国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所传,迄今两千余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蚤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

至此,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果真如此吗?不。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于政治目的,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应叫作传国玉玺。传国玺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玺,用蓝田白玉,一说用和氏璧,李斯书篆。秦亡,子婴献于刘邦,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所谓“玺剑”是也。后来此玺与时隐现,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讫,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其次,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属附会之浮辞。《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未见以“宝”名之者。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略经反复,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除神宝、受命宝之外,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降至两宋宝玺,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着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亦颇有几分可疑。《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详述八宝之排列,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其余与汉唐无异。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愿代以支撑危局,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元代设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可证其对蒙文的重视。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中有一枚“制诰之宝”,玺文结体,行款格范,与此玺颇为相似。

明朝统治仍在,明朝宝玺怎么会到了察哈尔王室?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有一些途径。皇帝亲征或出巡,例以国宝随行,以示隆重,以便钤用。而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诸宝中有些也难免流入大漠,辗转传接,最后到了一度强盛的林丹汗手中。山羊的传说果有几分实情,埋宝者或也是跟随英宗,被裹挟着在蒙古草原跑来跑去、跑了几乎一年的人。另外,明正德、嘉靖间宫中两次大火,说是御宝尽毁,或有太监乘乱下手,盗出个别御宝卖钱。明季宫禁虽严,漏洞也多多,玺印之丢失绝非一例。从宫中流出,当也有多种渠道。

象征皇权的宝玺,历来都有着明确的使用或不使用规定。皇玺系列中较晚出现的“制诰之宝”,用途主要为“一品至五品诰命”,与传国宝、受命宝诚不可相比,较之乘舆六玺的地位也差很多。然不管怎样说,它的确是一块出自皇宫的宝玺。皇太极和臣僚以此作为天命攸归的吉兆,大肆宣扬,积极筹备更新国号和改元。八个月后,皇太极更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新年号也隐隐见出“传国玉玺”的影子。崇德元年(1636)七月,清太宗册封庄妃,即钤用此宝。

越一百年有余,乾隆帝作《交泰殿宝谱序》,详细梳理此前清朝御宝的演进,保留了皇太极所用四宝,即“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上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及满文篆书“皇帝之宝”。而对其视为重宝的“制诰之宝”,却说“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为之遮掩。通晓儒家典制的乾隆帝,大约也见出这一符瑞事件中的夸饰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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