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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时毛泽东“大搞特权”

文革怪事见闻(之三)

作者:远归人  2012-02-27 14:2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文章导读:文革中破“四旧”时仍有例外,毛泽东仍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等一大批线装古书。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电影,随时可放以调看欧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砚、古字画收藏,而这些在民间是绝对禁止的。口头上说“群众是英雄”,实际上却把群众当成成群氓。

文革时期的自产汽车,车速很慢,上坡时竟然会倒退,让旅客吓出一身冷汗,驾驶员只好动员旅客下车轮帮忙推。这样的情况我迂到多次。长途车一地到一地,每天一班,误了这班,天大的事也休想再走。

文革时期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外,有人作打油诗,说是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还有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明其妙”。

文革时期,文化工具书除了一本《新华字典》,再没有了。

文革中,龙灯、耍狮、泥人、庙会、灯节、木偶、相声、船灯、菩萨、古戏画、福寿绣、做礼拜、诗会、笔会、同乡会、修谱、祭祖、乞巧、中秋赏月、作揖、合十、花轿、建醮……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有理”。在文革中唯一可行的反映古代内容的小说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看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说,李自成在学《毛选》。

文革改名成风,许多人丢弃父母取的名字,为适应潮流,改名为“文革”、“红卫”、“卫兵”、“卫东”、 “卫东彪”、“卫红”、“红旗”、“路进”、“向阳”、“解放”;有的要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连姓也改了;地方名改的可就更多了。全国有无数的“反帝路”、“朝阳路”、“兴无路”、“跃进路”、“井岗山大队”、“红卫大队”、“星火大队”、“红旗大队”、“东方红大队”、“反帝医院”、“朝阳医院”、“红旗医院”、“工农兵医院”、“东风医院”、“解放医院”、“红旗小学”、“卫东小学”、“红卫小学”、“反帝小学”、“阳光小学”、“长征小学”……等等,很多很多。令邮局投迭大伤脑筋。

好些地方,从明清起,特产在全国、全省十分闻名。在文革中却不见了踪影;有的地方,从古以来就有不少人文景观,在文革中却荒草萋萋,满目疮痍;为了粮食“上纲要”,福州的西湖竟然填起泥来种水稻,结果只长叶,不长谷子;有的地方体育场、足球场翻土种庄稼,但因水土不和,颗粒无收。“改革开放”的今天,走进超市,应有尽有。尽管人口大幅度增加,食杂、饮食店成百倍增多,浪费现象又极端严重,而且也不见动员机关、工厂、学校再去支农,然而还有卖不完的粮食,销不完的衣服,堆积如山的生活用品。试问文革,你羞也不羞!

文革中,既然“治国无能”,惠民无心,大家都穷,上锋也就顺应时代的潮流,索性提倡“穷光荣”。我外婆长得较胖,上街时较讲究,拣穿新些的整齐的蓝布衣服,不想却遭横祸,当她进入影剧院寻找孙子时,剧院正在召开批判会。她被几个大汉不由分说地拖到台上批斗,说她是“地主婆”。突如其来的遭遇把外婆吓得没了主意。后来有人说错了,外婆才放回,但并无人道歉。那年月人的尊严、生命不值一文,根本无处评理。我外婆正犯了“穷光荣”的忌。外婆平日喜欢进戏院看戏,自遭这次人祸之后,她再也不进影剧院了。

文革中,各地都有人因受不住没完没了的折磨,或没完没了的侮辱,而后自杀了。对于死者的评论,各地竟出奇的一致:“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自绝于人民”、“死了喂狗”、“死了活该”。都是些冷漠无情的判语。

文革中时兴群众判案。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过了一阵子,县保卫组派人到这个单位去召集会议,征求大家对被捕之人该如何判,不想多数人信口开河,不假思索说:“枪毙枪毙!”开言的有他的弟子、朋友、多年的同事。两年多后,此人释放出狱,闻知此事,太感恶心。

中央在召开九大时,虽然十分隐秘,各地却略有风闻。当天深夜,各单位扎起采车,演员化好革命样板戏的装,守在大街上耐心等候。一时广播大响,说是九大胜利闭幕,毛主席再次当选了中共中央主席,林彪当选了副主席,毛主席选中了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此事破天荒写进了党章。林彪还成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于是街上鞭炮大作,锣鼓震天,彩旗飘扬,口号震响,好不热闹。

1971年9月13日以后,敏感的老百姓感到有些异样起来,一些报刊上林彪的话,林彪的像突然不见了。有人轻声相传,“中央出事了!”纸包不住火,不久从中央开始,严格规定层层往下传达关于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最后“叛逃”的重大政治事件。文件中还有爆炸性的《571工程纪要》。有人说,怎么可能呢,不是刚刚还选他当接班人吗。因文革中因言获罪,因言送命的事太多了,故无人大胆传扬。在层层传达中央文件时,还不到那一级,便因为好奇而先泄露几句秘密的竟被开除了党籍,有的还被逮起来。后来文件越传达范围越宽,连一些平民百姓都知道了。上级要求各单位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批判。原本提倡搞批判要大张旗鼓,大叫大喊。这回却例外,开批判会时关门闭户,连窗户缝也要关紧,发言时还得轻声细语,领导不时嘘声提醒:“小声一点!”后来终于全民都知道了这样件事。在一次地区举办的批判会上,有位工人斗胆向地区高层领导提问,既然毛主席对林彪早就“洞察一切”,还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来挽救他,为什么还要选定他为接班人,还称“亲密战友”呢?这问话令地区领导一时语塞,只好说“不要提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党的接班人之事竟成“鸡毛蒜皮”之事!

文革中常搞“忆苦思甜”,目的是让大家对旧社会更加痛恨,对新社会更加热爱。单位过春节,在会餐以前,让大家先尝“忆苦饭”,那是炊事员到河边、田头采来的野草野菜,各人都要吃一碗。有人为了讨好炊事员,也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劳,因而说“好吃”,但这不对,被认为是美化旧社会,野草野菜怎说好吃呢?有的人则皱眉说“很难吃”,倒掉了。也不对,因为没有配合好“忆苦思甜”活动。一次单位请武装部副政委来作“忆苦思甜”报告,他上讲台说,会场布置不到位,从前他到部队忆苦思甜,讲台后要拉上蓝色布,要砍好多青松枝扎起白色小纸花装点松枝,还要点上好多白蜡烛。我暗想,这是摆灵堂吗?还听过一个工人忆苦思甜,他说从小家里穷,给地主放牛,迂大雨,到铁路涵洞躲雨,结果被人关在里面饿了一天差点饿死。有人问是谁关的?他说是一个铁路工人。问的人感到遗憾,他应该说是地主的狗崽子关的就好了。又有一次农村大队召开忆苦思甜会,一个老农上台诉苦,说的是半洋不土的话。他说家里如何穷得不得了,有病无钱治,还饿死了人。城里下乡蹲点的干部听了有些不对头,以后听出来,老农诉的是1960年的苦,要阻止已来不及了。还有一次听一位文艺界人上台忆苦思甜。他说旧社会家里太穷,姐姐只得去讨饭,不想被万恶地主老财的狗咬了一口。大家对这一说法听得太多了,许多忆苦思甜人都说过“被地主的狗咬”的故事,在一些中小学生故事读本中也屡屡见到。今天一说,疑有抄袭之嫌。他接着诉苦,姐姐被有钱的资本家老板奸污了,有人说应该去告这个坏蛋,他父亲说,怎么告?现在只有地主老财的理,资本家老板的理,林彪的理。听众大哗,那时怎知有林彪!各地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常要唱的歌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极有挑拨、煽动性。如果忆苦会兼批斗会时唱这首歌,一些“四类分子”连带他们的子女可要遭殃了,有可能要挨几下无情棒。文革中就常有地主的“狗崽子”挨揍的事。想不到的是,一些共产党高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受尽揉躏之后,子女也得到相同的待迂,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

文革中“四类分子”是世袭的,老地主如果去世了,地主帽子就扣到其妻头上,再往下就扣到长子、孙子头上。地主经常要出义务工,这些义务工也依世袭往下派。

文革中反复无常,打了许多“现行反革命”,有人上午还在训斥别的“现行反革命”,不想下午自己也变成“现行反革命”。一个学生在操场贴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张红纸一个字。可恨老天有意作对,一阵风把“不”字吹掉了,于是成了“战无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个学生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一个人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擤鼻涕时,一堆鼻涕正好摔到大字报栏的毛泽东像脸上,他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下雨天,一个女人拿竹篙在老房子大厅去晾衣服,有人从街上走过往里看,通过裤胯裆处正好看到墙上的毛泽东像,这个女人立即被在头发上理了十字叉,又打成“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个年青人文化不高,刷了一张大标语,其文是:“誓将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结果成了“现行反革命”。尽管他的家庭是“贫下中渔”也无用。他的原意应该是:誓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只须添一个“反”字就无事了;还有一们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领导叫他去排一个“歌颂毛主席”的节目,他为舞台天幕背景画了一张草图,在一面大红旗中简单地勾勒了毛泽东的头像,被人看到后说他是丑化伟大领袖,罪名不轻。领导出来表态,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团籍,立即押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一对夫妻吵架,女的脾气大发,抄起桌上的毛泽东石膏像就往丈夫头上砸,石膏像落在地下打得粉碎,她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爱到批斗;一个大队副书记,用江西话指着毛泽东头像对人说,“滚头古”(肥猪脑袋),立即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从此打入“四类分子”另册。一个苏州人说,我在苏州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有肉吃,这里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没有肉吃。他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加上其他一些“罪状”,被抓起来坐了两年牢。单在我个人的生活小圈子里,就见到这么多新生反革命,全国可知多少?

文革中极力提倡斗争,有一出“样板戏”也唱道:“征途上处处有斗争”。为了突出阶级斗争这一主题,把盗窃犯、抢劫犯、强奸犯、流氓犯、投机倒把犯前面都冠以反革命。有些本来与阶级斗争不相关的案子,也硬往阶级斗争上靠。例如两个孩子打架,如果查其中有一个孩子的家长是地主或反革命,这场小孩打就很可能被断为“阶级报复”。一个人爱养花、养金鱼、养鸟、爱古人字画,他很可能被斥为“资产阶段”。朱德爱养兰花,就被造反派攻击说是资产阶级。一个60 多人的单位,文革中这次你整我,下次我整你。有时“掺沙子”,有时 “挖墙角”,有时“背靠背”,有时“面对面”,有时“人人过关”。使尽了整人毒招。到文革结束时,一清点,只有三、四个人未被整过。有的开除,有的坐牢,有的挨斗、有的挨打、有的经济退赔、有的辞退、有的下放农村、有的被考察。

文革中有人煞有介事地说,发现烟合上有“反标”,他把烟合上的图案指给人看,说看到“地主万岁”四个字,人们按照他的迷宫的手势指引,似乎真有“地主万岁”四个字,但又不很像;又有人大叫大喊,说在河南出的邓烟商标上,发现了有“邓小平”三个字;又有人拿着一张报纸气愤地说“太反动了!”大家左看右看,并无发现,他指着一个毛泽东的头像,然后把报纸反过来,正好在对着头像的背面有“反革命分子”几行小字;有人在农场“牛鬼蛇神”的床铺下看到一把柴刀,说是找到了阶级敌人准备阶级报复的证据。

文革中随着“破四旧”运动一阵喧嚣,笔者平时如同珍宝收藏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千家诗》、《堂吉诃德》、《西湖佳话》、《陆放翁集》,还有《趣味动物》、《宇宙的秘密》、甚至《鲁迅选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等等一大批书都被收缴了。在新华书店、图书馆,古人、洋人,民国时期、文革以前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书都绝迹了。笔者串联到杭州,想买本书作纪念,一看都是适应政治需要的书,毛泽东的书占了一大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点缀了一些。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栽种地瓜、茄子、萝卜的书和少数医学书。笔者找来找去,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本电影剧本《蚕花姑娘》。奇怪的是有一本叫《欧阳海之歌》的书却流行起来。作者金敬迈在书中描写了一位战士欧阳海,喜欢学习,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著作”。早期的版本还说他也读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觉得很好,很有体会,认真做了笔记。文革不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便遭了殃,可怜薄薄一本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也被批成“黑修养”。金敬迈忙把书及时作了修改,改为欧阳海翻开《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看了一下,狠狠地丢到窗户外,被风一吹,这本书正好掉在窗户下的垃圾箱里。何等地适应潮流。一些单位曾动员青年人去买这本经过修改的书。

所谓文化大革命,其革的恰恰是中华的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如:《史记》、《战国策》、《孙子兵法》、《古文观止》,“四大名著”,诗经、唐诗、宋辞、元曲、汉赋,《清明上河图》、《兰亭序》、《滕王阁序》、《牡丹亭》、《桃花扇》、《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这些都是被革除的对象;另一个被革除的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百姓的衣食住行日趋穷困间陋。

文革中破“四旧”时仍有例外,毛泽东仍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等一大批线装古书。林彪、江青家中都有小电影,随时可放以调看欧美影片。康生仍可以搞他的古砚、古字画收藏,而这些在民间是绝对禁止的。口头上说“群众是英雄”,实际上却把群众当成成群氓。体现的是一种上智下愚的思想。

文革时期,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少得可怜,即便有也是宣传阶级斗争的,如周扒皮剥削农民,收租院,《草原小姐妹》,贫下中农被地主的狗咬伤的故事。课本也有很大变化,连小学生的《算术》也有变动,常有某大队上个月批斗了15个地主,下个月又批斗了17个地主,问这个月共批斗了多少地主这种类似的算题。中学的《物理》、《化学》、《几何》课中牛顿、阿基米德、瓦特、欧姆、爱迪生、门捷列夫、祖冲之、张衡等的名字都不见了,代之而有名的是“工农兵”。  

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八个样板戏”,从艺术方面来看,内行人也认为唱做念打确是不错,后来有人批其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这些戏,创作讲究“三突出”、“三陪衬”,剧中人物“高大全”。这些舞台上的主要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在路线斗争中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化妆都是英俊武勇,虎虎生气。表演中常站在台中心,发表重要讲话时都要跳上高台。主要人物必有一个抒发内心感情的很长的中心唱段,这时台上其他工农兵都要让开。唱段中必然要提到在毛泽东正确指引下的成长经历。唱到这里时音乐旋律特别激昂。有战斗时他必然打头阵,长相、枪法、刀法、口才、眼力、力气、敏捷、战术、胆略、谋划、忠诚均为一流。有一出戏叫《沙家浜》,名字是毛泽东亲手改的。此剧原名《芦荡火种》,剧中的主角是阿庆嫂,她是领导共产党地下斗争的,因为地下斗争是刘少奇的本事,革命最终取得成功必需要武装斗争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名言。而且革命火种只能是秋收起义。从沪剧改为京剧时主角变成专搞武装斗争的郭建光,阿庆嫂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剧名也改为《沙家浜》。以后“样板戏”大都有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内容。有一阵子演出《奇袭白虎团》时着装英武漂亮的“朝鲜人民军”没有了,取代的是男穿背心,女穿长裙的朝鲜民众。有传说朝鲜倒向苏修,“变修了”,因而舞台上的抗美援朝也不再需要中朝战士并肩战斗了。“样板戏”中有时会设计一个思想较落后的配角,其身份往往不是管打仗、就是管生产的队长。说是突出“工农兵”,实际上是突出毛泽东。“样板戏”中除杨子荣确有其人外,其余人物都是虚构的。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抓生产的,埋头读书搞研究的如陈锦润之流便很危险,有可能会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低头走路不看线”,“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做出的成绩却被专搞阶级斗争的人夺走。

文革中歌声不断,除了《国际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等极少数的老歌以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颂扬毛泽东一人的歌,许多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味的歌。开大会有时同唱《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边说“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边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知谁对谁错。最有尊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只能听曲,却不能唱,因为歌词的作者是田汉。文革一开始,田汉就成为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条汉子”而被打倒了。有一个时期,还听说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歌歌词要改掉。1978年3月5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国歌歌词果然改掉了。新词开头是:“起来,各民族英雄的人民”,最后一句是:“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还有,依林彪题词而编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时唱响中国。后来林彪外逃,这首歌也禁唱了。连他过去提出的,原来一直喊遍全国,让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也不时行了。后来毛还改口说:那“三个副词”(指“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讨嫌!”,“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1967年林彪在部队推行的“四个第一好”,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又改口说“四个第一好不见得都好”。从此全国政治思想工作中十分推行的“四个第一好”也无人再说好了。

文革还时兴语录歌。也难为作曲人,硬是把既没有押韵,字句又不整齐的毛泽东语录编成了歌曲。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据说很多都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劫夫编的。立了如此殊功的音乐家不知为何又被批斗,因而送命,真是怪事!(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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