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斗前景“平民派”与“太子党”执政优劣？
今年2月以来，由于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有关“太子党”接班还是平民出身的高干继续当政，再次成了一个似乎与中国前途相关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媒体上各种貌似“中南海快讯”的说法除了将水搅得更浑之外，争论双方努力给受众一种印象：自己不赞成某派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派当政，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两派药方均相似，药罐注水人不同
由于“太子党”中的一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曾拟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调“血统论”是决定中国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太子党们利用父辈权势经商的事情屡有所闻，知识阶层（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太子党”问政大都抱持不欢迎态度（有少数欢迎者写文章鼓吹太子党们的政治经验适宜当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深究。我静下来思考了一下“太子党”当政或者“平民派”当政于中国前途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对于中国民众（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当政，还是“太子党”当政，其境遇似乎与中国成语“换汤不换药”类似，比如延安儿女那篇“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就认为病根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只要“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这20%的党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导红色文化的社会团体（亦即已经边缘化的红二代中产生），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派别之争闹腾得动静挺大，但各派认为包医百病的药材还是那几味，只是往药罐里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伪问题。
这两者当政何者有利于百姓，主要看三点：经济主张、政治主张以及两大群体的清廉程度。都说中国人吃饱饭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此处就先来看看两派的经济主张及实践。
“平民派”执政实绩与“太子党”的经济主张
第三、四代领导集体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属于高层权贵集团的即为“平民”），按道理应该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国民众这些年不仅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获得福利的增长，反而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大保险压迫得喘不过气，找工作难，最后沦落到喝口干净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洁空气都困难。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自焚反抗都没能为家属保住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全国人民还要为政府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买单。从民生日趋艰难这点，可见当政者是否考虑老百姓的福祉，与其出身平民或者权贵并无多大关系。正好比前总理朱镕基当年曾因言论出格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但他当政后却从未反对过中共因言获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给当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们什么优惠一样。
“太子党”当政是否会更关注民生？目前只有“重庆模式”可以做为实例，对这个模式的评价趋于两极化。且抛开我个人对其好恶不言，这模式本身并无长远实施的可能。因为用来“唱红”的经费来自于“打黑”，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却无法依靠“唱红”实现。因此“重庆模式”只能做为薄督“问鼎”的敲门砖。至于薄督主张“分蛋糕”先于“做蛋糕”，纯属扯淡。做不出“蛋糕”，纸面上的完美分配纯粹是空中楼阁。依靠“打黑”抢来的那几块蛋糕实现公平分配，就好比当年中共土地改革，将地主老财家的土地钱财分光用光，也没法让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至于那些准备在十八大以后实行新政的太子党们并无公开的政纲，硬要说有，只能将刘源派“智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算上，这主张实际上就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源与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但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而已，与现状并无实质差别。
中共党内各派的共同纲领：强化中共一党专政
再看政治主张。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领导人的执政主张，中国人已经领教了20余年。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并未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做法让国际社会多少保持了一点幻想，以为经济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媒体市场化最终将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乡村基层选举是全民选举的开幕式。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归，并将“保证中共执政权”上升为要求他国必须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如果说此时人们还舍不得丢弃最后一点幻想，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示“五不搞”这一政治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中国人进入了政治上的无梦时代。
“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是否不同于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明确表示对“文革”的向往，说明他不仅崇拜中共的一党专制，而且崇拜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专制。而刘源派“太子党”智囊张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义”，其第一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区别。
不少人认为“太子党”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其中作为代表人物屡被提及的是军队少壮派刘亚洲少将。2004年有王怡发表文章，从去年开始又有钱理群的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两人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刘亚洲曾写过一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被用来作为论证刘亚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并非刘亚洲写的，而是我的一篇旧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其来龙去脉我已经写在“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里，有兴趣者请去阅读。所以，如果还有人想论证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且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还得另找依据，用我那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是我的思想。
最后说到在以权谋私与贪污腐败方面，“平民党”与“太子党”之间是否有区别。在这方面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不同点，两者都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关高干子弟利用父辈资源致富的登龙术，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就很有看头。有个数据流传很广，即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而从底层升上来的“平民党”官员之贪腐程度也未遑多让，一些小小的县级国土局长一捞就好几亿。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铁道部贪腐案中的刘志军与张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张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亿美元巨款；2008年倒台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还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龌龊程度更与其头上那顶法学家帽子“相映生辉”。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这缸污水还在，任何人上台当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解决他们自家内部人谁掌权的问题。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与其讨论中共内部“太子党”与“平民派”的格斗，还不如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制约政治权力、尊重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因为这远比讨论中共派系斗争中谁上台当政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