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裸官”报告出炉“太子党”全面爆发(组图)
一边是习近平访美访欧大出风头，一边是薄熙来在重庆大出状况，还有一边是本月中旬温家宝李长春之子大展抱负，先后出掌巨型国企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最近这个时间段的中共“太子党”堪称是全面开花结果引起世人极大的瞩目。
据中国媒体欲说还休欲盖弥彰地透露，2月15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被选举为中国国企卫通公司董事长，2月17日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出任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
李慧镝在此之前是移动集团的总裁助理。
李慧镝1990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学位；2008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他被GFW之父方滨兴担任校长的北京邮电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李慧镝曾担任联想手机的副总裁、UT斯达康副总裁。2008年7月，调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任总裁助理。去年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裁张陂江因“严重违纪”被调查后，张陂江被免职。此后一直有传言称，李慧镝将很快获得擢升，但此事一直拖延一年多，李才正式获得新职。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任董事长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则是中国六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
温云松在取得美国西北大学硕士学位之后，曾在北京创办一家通信仪器公司，在业务上与很多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有来往，包括平安保险和中信证券。温云松后来将公司卖掉，转而投入私募基金界，2005年成为“新天域资本公司”的原始股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温云松在中国私募基金界相当活跃。很多高干子弟都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参与私募基金活动，待一些新公司成功上市时，投资者都可获得丰厚的利润。不过由于温云松是温家宝的独子，而温家宝一直试图营造“人民总理”的形象，时常下乡视察庥苦农村并倡导打击贪污，因此温云松的投资事业难免为父亲及其他太子党带来非议。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2005年至2010年初，新天域资本共完成21个投资案例，投资金额虽然都不大，但收益“令人咋舌”。
2010年有香港传媒指“新天域资本公司”涉嫌浑水摸鱼，以低价入股四环医药成为上市前投资者，不久后四环成功上市，取得暴利，事件隐约指向温云松。但后来新天域发布新闻，指温云松早已离开公司，转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下属单位。
台湾的经济日报2010年底报道说，温云松离开私募基金“新天域”转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副董事长。不过金融时报透露，“虽然在公开层面切断了与新天域资本的联系，但他仍有钱投在该基金中，并将继续在幕后参与。”
拼爹的时代
温云松和李慧镝任职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微博引起疯狂转发，同时也引出一些议论，有大陆网友感叹说，“这果然是个拼爹的时代”。
现在，用百度搜索“李慧镝”无任何结果，只有一个说明︰“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
用百度搜索“温云松”,除在第一行显示的特别说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之外，下面有2万余条搜索结果。
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毛寿龙认为中国国企之所以愿意选择高层后代为领导人，有现实考虑︰"因为这些人来出任的话，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市场各个方面的开发、包括贷款、土地使用等各方面的资源对国有企业的配置就会好很多，所以企业愿意有背景的人出任高管。"
毛寿龙说，如果逆向思考，中共高层及后代也愿意在企业中占域，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政治资源的凝聚主要是靠选举，但中国欠缺选举这个途径，就要靠血缘、人际、家族等去织就一张关系网，来实现政治上的稳定，而任职国企，也是巩固这些资源使其权力更稳定的需要。权力与利益集团在这种要求下结为联盟。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负责人鲍朴则说，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对其子女要求不得利用权力从事经商活动的往事，赵紫阳之子赵大军曾在一家国企任普通员工，后被传言在改革之初倒卖彩电，赵紫阳要求对此公开调查，后查实系不实之言。
对比赵紫阳，鲍朴认为现任中共高层应该检视自身对后代的庇荫，并对目前中国权力与利益集团结盟的现状提出了批评︰"我觉得这很不象话，这就是所谓的'党天下'、'家天下'，由八十年代的官倒，到现在已经被新的形式取代了，就是把持一个行业、一个很大的国有公司，表面上都是合法的，但除他们之外，别人就没有能力去拿到资讯、批文、土地等。现在这已经是普遍的情况。"
面对中国公众对高层后代执掌企业的批评声音，毛寿龙和鲍朴都认为国外通过选举来制约权力衍生利益，而中国目前还欠缺这个有效途径。
中国裸官调研报告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者北京特约记者周西报道，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21号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让外界大吃一惊。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近一半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其中，高级别公职人员对“裸官”更为宽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结果表明，高级别公务员不仅缺乏政治生活中的安全感，对未来也缺乏确定感。
“裸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08年7月，民盟盟员周蓬安先生写的一篇题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里，此文讲的是因贪腐被判刑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后来媒体用“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
今天（2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作者贾葭的文章说，过去新闻媒体报出来的“裸官”，多是高级官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财力，足够让家人在国外购置房产，让子女在国外就学创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但近年来，“裸官”现象已大有向低级别公职人员蔓延的趋势，一些处级、科级干部居然也“裸”了，这个趋势说明，做“裸官”，“裸”做官，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共识。也许他们会说，国外的教育条件好，空气质量高，房屋有永久产权，奶粉和猪肉都很放心，为什么不去呢？这些原因当然都对，但问题是，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不能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这远非上述原因可以解释的。
南方都市报文章认为，做“裸官”，最大的好处是随时可以走，也许是因为贪腐，担心被调查；也许是因为政治斗争，担心被拿下；也许是因为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也许是对未来没希望，担心大的社会变动。总之，“随时走”的这种心态，暴露出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既便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当近一半的高级官员都认可做“裸官”这一行为时，就说明这种不安全感其实已经弥漫到整个公职人员群体里。
以前做“裸官”，还只是低调秘密地进行，现在他们已经不为这种行为作任何掩饰或者辩解了，这真是绝望之后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