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派几百个县委书记 一年就把台湾吃垮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回应市政协委员发言时，谈及个人对“三公消费”的感受，表示解决“三公消费”确实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公款吃喝是最难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全场鼓掌大笑）。

类似的言语，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几年前也发过感慨，她说公款吃喝这个问题我们多次强调、一直在抓，但是总体效果不理想。中国有请客吃饭的传统，一些具有支配公款权利的人，请上请下，请东请西，其目的无非就是给自己装面子，拉兄弟，结帮派，攀高枝，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日后路好走，用公款铺就平坦的大道。一年到底能“吃”掉多少“银两”无人知晓，有人说3000亿，有人说更多，总之是个“天文数字”。说到底，治理公款吃喝还是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党委和政府真正重视了，拿出硬措施来，也不是什么“顽症”。

公款吃喝早已成为上下公认的“顽症”，尽管社会上一片鞭挞之声，相关部门也频频拿出一些反制措施。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公款吃喝不仅仅是面子排场问题，公款吃喝的背后，还存在巨大的腐败黑洞，公款吃喝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的审核与监督，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是谁纵容漂白的？

正如《人民日报》所言：当下官场，不仅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好酒不成席。因为是公款吃喝、公款招待，用不着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要档次高，才能显示规格高；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酒不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甚至情色。有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没把公款装进个人腰包，吃了喝了算不了什么，有不少人对于在官场多年“吃了个肚儿圆”颇为坦然。

公款吃喝一年究竟花掉了多少钱？统计部门和监督部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2008年，国务院国管局副局长寻寰中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曾否认各级党政部门每年公款吃喝消耗掉3000亿的说法，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该数据有夸大性，但他亦坦言：政府接待的开支也确实不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拿出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挺难，但是这也说明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家宝总理曾经批示财政部、发改委、国管局、监察部等多个部门合作来研究相应的措施来治理公务接待当中存在的浪费问题。

也是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王锡锌提供的数字，让主持人柴静似乎很吃惊的样子，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9000亿的概念可能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30%。柴静马上问：“财政部不是公布29个亿吗？”王锡锌答：“统计口径不一样吧，财政部可能指的是中央财政支出。”

2010年和2011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两年都突破了两万亿的大关，保守的估计至少每年有一万亿是公款消费或者说是官员消费。当然，这个惊人的公款吃喝数字是秘密是永远不会公开的。去年以来，中央各大部委除外交部外，都对社会上公开了未曾公开的“三公经费”，从公开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并不象学者研究或媒体估计的那么多。如果按公开的人均支出来说，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都是在节衣缩食，并不存在奢侈挥霍的乱象。

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其实是一个很普遍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从北京到各省市县以至乡镇，那些大大小小的酒店特别是奢华的酒店，一般都是为官员而开，无论是公款消费还是企业买单，吃喝娱乐的大都以各级官员为主。官员如果管住了一张张无形的大嘴，一半以上的奢华酒店都得关门倒闭。

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的水究竟有多深？人们大可不必为具体的数字而苦恼。实际上，中国各级财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都被官员吃喝了或以吃喝的名义侵吞了，在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动辄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盛宴都是在官员的杯盏把欢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由财政报销，一部分计入了企业成本，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几乎所有公款消费，包括嫖娼赌博包养情妇都可以以吃喝的名义开票报销。

许多县市每年实际上的吃喝消费都大大超过当年的工资支出和民生支出，早些年，听说有一位县委书记曾自我解嘲，说中国不要去攻打什么台湾了，攻打台湾要死人，我们只要派几百个县委书记过去，一年就把台湾吃垮了！这当然只是民间的黑色幽默。至于每年中国到底公款吃喝花掉了多少并不重要，只要看看每年动辄数万亿的财政支出，有多少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就明白每年公款吃喝远不止几千个亿！

正如监察部部长所言：治理公款吃喝还是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党委和政府真正重视了，拿出硬措施来，也不是什么“顽症”。问题是，党和政府抑或是人民群众，什么时候拿出硬措施来？又由谁来执行来监察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