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梁启超到韩寒

在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传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众反叛的神经,引发共鸣的效应。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任何偶发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名人。韩寒嘲讽时政的博客,由于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颇受大众欢迎,再加上小伙子长得很帅,还能赛车,于是更增加一层文章之外的、让年轻人喜爱的偶像魅力。韩寒以此魅力,发表带着当今年轻人话语风格的讽刺小品文,其所能发挥的风化专制的作用是独特的,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韩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让人感到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把名气当成了智慧。不客气地说,我看完之后,差点产生听Lady Gaga评论美国总统大选的感觉。这三篇文章的逻辑之“差”,思维方式之“俗”,文笔之“糙”,不亚于孔雀忽然把背后转给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逻辑“差”在: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鹅绒革命又没可能,所以革命是没有影的。虽然革命没有影,但民主还是需要的。虽说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是没有的。虽说民主素质是没有的,但是自由还是应该有的。虽说自由是应该有,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争取的。——如此这般逻辑,不正是韩寒应嘲讽的对象吗?

其思维方式“俗”在:流入“成龙一条虫”的套路:中国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笔“糙”在:没一个干净利索的句子,更不见任何昔日的小幽默,连年轻人的清新都不见了。看来真是逻辑一糊涂,文字就浆糊了。

很多人批韩寒,大概是因为接受不了忽然面对孔雀背后那实在不漂亮的一面。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发现那么年轻的韩寒,忽然穿上了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梁启超的马褂。这“马褂”其实一直被无数中国文人穿着,只不过套在被大众一直当作孔雀而喜爱的韩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强了些。

这马褂之所以值得谈,首先因为绝不止韩寒一个人穿;其次因为当年梁启超穿时还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烂不堪,很多人还得意地穿着,实在太难看。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启超到美国考察,看到旧金山的华人吵成一团、勾心斗角,也不关心美国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结论,华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中国万不可实行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中国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会天下大乱,应该靠皇帝改革(开恩),等待从上至下的变化。但朝廷做的却是,杀掉谭嗣同等维新派六君子,改良被严酷镇压,最后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从清朝的覆灭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对”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结果。不仅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类的几场重要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这种模式。它跟统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关系。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狱的“塔楼”刺激出来的;“断头台”从地底冒出对“塔楼”说,我是你造成的血泪浇灌出来的。

所以穿马褂的人们说“革命未必是中国好的选择”没有意义。因为是否发生革命,取决于政权的腐败、残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那么领引全国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的言论都没阻止得了中国革命,而如今,中共政权把既反对革命、更完全达不到梁启超当年在全国影响力的人们都关进监狱了;更何况统治者完全拒绝政治改革,上下官员普遍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严重不公。在这种国情下,每一天不满都在剧增,革命的岩浆在酝酿,火山完全可能爆发。

所以,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天鹅绒革命,都不是谁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加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共产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为什么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而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后的法国、俄国、中国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革命。这个指导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中国文人多少年来一直在探讨要不要“告别革命”的问题,完全是在一个错误的思路上。

美国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指导美国革命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单数的man的个体权利。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的两场革命,都强调的是国家强大、人民意愿(法国人把它称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复数的men的群体权力。这一字之差,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论,相反的结果。

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体,而不是群体或国家。随后制定的美国宪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再后来的“权利法案”被列为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全部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

而法国大革命则不同,虽也制定《人权宣言》,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最后被加上一条“不可违背人民的意愿”,即“公意”。违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敌人”。那什么是“公意”?谁来确定“人民的敌人”?法国没有美国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司法保障,结果谁拿到大权,谁就成为“公意”代表,谁就有权把“敌人”送上断头台。

后来列宁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都是法国这种模式。而且列宁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失败,只是没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来完成。他们真的把法国大革命“完美化”了,断头台被扩展成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在毛泽东那里则成了一座座劳改营。

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義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韩寒和无数中国文化人继承梁启超马褂的另一典型谬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差、无法实行民主。但乌坎村的百姓怎么可以实践民主了呢?在把党的村干部和警察都赶出去之后,他们不是自治得很好吗?难道乌坎村的百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劣质刁民”不一样,个个如韩寒之类“素质超群”?

诸此“中国民众素质太差”的言论,使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上的谈话。因他主张国家最少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主持人问他,“面对那么多十分贪婪的人,国家不采取更多措施管制,怎么行呢?”弗里德曼笑着说,“当然,别人统统都是贪婪的,反正只有我们自己不贪婪。”台下观众哄堂大笑,都领会了他的意思。

从中国官方到文人群体,都是一个口径:中国人素质太差(潜台词,只有我一个素质高的)。韩寒举例说中国人开车不懂得关高照灯,素质太差。可他忘记了(还是没看见?),官员们则是可以随车带着警灯的,需要开路的时候,随时可把活动性警灯放到车顶,不必高照灯,一路畅通无阻。如此“权威”的“高素质”,老百姓怎么可以比?

中国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中国的“上梁”都塌了,文化人们却抱怨百姓们顶不起“道德”大梁,素质太低下。当然啦,别人都差,唯有他们高。

他们大概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民众的素质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里去,道德水准可能更差。那按中国文人们的标准,再过一百年,中国人的素质也不配实践民主;而那些为金正日的死哭天抢地的北韩人,更应该统统都死在暴政的魔窟里得了,他们配民主吗?

中国官方和御用文人们,不是成天骂美国吗?有一点他们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后,在几天前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不是还有好几个地方的民众抢商店吗?如此这般抢商店的“暴民”们,什么素质?怎么也可以实践民主呢?在中国还没听说有民众抢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民主?

中国文化人们,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柏杨到今天的小偶像韩寒,都把矛头对准大众。事实上,大众从来都是被动的,他们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恶制度的牺牲品。而执政者和文化人们,才历来都是恶制度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百年过去,中国文化人之所以总能看见大众的“劣”,是因为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所以看不见、看不清早已腐烂透顶的“上梁”,而只看见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梁们。

这个以调侃当局而闻名的韩寒,今天不仅看问题的视角有所改变,而且说话的口吻也忽然从“嘲讽”变成了“祈求”。例如他说,“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一个敢站起来喊两嗓子、被众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怎么忽地一下就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地“跪”下去了呢?这调子跟八九年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递状子性质完全一样。总而言之就是:请求、恳请、跪求。韩寒作文前大概太懒惰,他在“恳请”之前,没去谷歌搜一下,看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跟暴君“求”来的自由。

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后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国文化人还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caochangqing.com)

——2012年1月3日于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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