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宋代一朝，曾有过许多制度创新，其中“宋太祖誓碑”便是一例：
宋太祖赵匡胤是个占有欲极强的君主，眼里是揉不得任何沙子的。伴君如伴虎，在这样一名有个性的皇帝身边，按理说是危险性很高的，然而宋朝却是我国古代政治比较开明的一个朝代，其他的朝代如隋朝滥杀臣僚如草芥，而宋朝却特别优待臣僚。赵匡胤上台方式属于夺权性质，但也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如“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宋太祖誓碑”。
宋朝文人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曾经记载：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秘密请人镌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世人称之为“宋太祖誓碑”。
据记载，“太祖誓碑”平时用镶金黄幔遮蔽，门窗封闭得十分严实。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只有在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才可以启封，天子拜谒太庙之礼完毕后，太庙官员奉请皇上恭读太祖誓词。天子在恭读誓词时，只允许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他人都远远地站在庭中，不能喧哗，不能仰视。天子务必走到碑前再拜，跪着瞻视，默默念诵，接着再拜，然后出来。北宋年间，各位朝廷重臣以及皇帝近侍都不知道太祖誓词所写何事。北宋的历代皇帝代代相传，每年按时伏谒，按礼恭读，不敢有丝毫泄露不敬。直到靖康年间金人南侵时，金兵冲入太庙，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这时太庙寝殿夹室的门才打开，人们才看到传说中的太祖誓碑。这块誓碑高有七八尺，宽有四尺多，上面刻着誓词三行：第一行写着赵氏皇帝要优待后周柴氏（周世宗）的子孙，如果他们有罪是不能以刑罚处置的，即使犯的是谋逆罪，也只在狱中赐他自尽，不能在闹市人群中行戮，更不能实行连坐支属的法令；第二行写着赵氏皇帝不能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的人；第三行是如果子孙有违背前两项誓词的，必定遭到天打雷劈。
到了南宋建炎年间，有武义大夫曹勋从金国南逃，临走时向徽宗告别，那时被扣留在金的宋徽宗还让他转告高宗赵构说宋太祖有誓约，藏在太庙里。这件事在《宋史·曹勋传》中记载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誓碑”确实存在。“宋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北宋初期的文治国策有密切的关系，宋太祖及其后继者都是比较严格地遵循着不杀文士大臣和上书言事之官这条原则。
因此，无论从动机还是从后果来分析，“宋太祖誓碑”都是一项极其巧妙的、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它一方面抑制了宋太祖及其继任者的恶意和欲望，另一方面又因为不能公开其中的内容而避免纵容臣子。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宋太祖的英明神武。
“宋太祖誓碑”是在皇权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最开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是我国古代社会中较为开明的政策。它不但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开明制度纲领，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较开明的制度纲领。尽管宋朝没能完整意义上统一全国，并且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国家积贫积弱，但是宋朝的科技文化在这一开明的制度下得到了大发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词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依赖于“宋太祖誓碑”所奠定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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