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爸爸，妈妈和‘小三’”(图)
【看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译自中国作家余华1月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
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上访制度与司法系统平行运行，并独立于司法系统。
腐败和不公的受害者不相信法律，他们于是梦想着会出现清官还他们公正。尽管各级政府都有上访机关，但访民们宁愿相信中央当局更不易腐败，所以涌向北京。据估计，每年全国有超过1千万上访案件，远远超过了普通法院受理的案件。
中国法律，至少在纸面上，比过去更建全，一些法律专家提出撤销上访制度。但中共当局还是保留了它，或许，它也对法律缺乏信心。也许，更关键的是，它想为那些上访者留下一线希望，幻想有一天不公得以伸张，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上访者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
通常，国家信访局只是登记投诉，然后要求地方政府处理。但多年上访未果的请愿者也学会了斗智斗勇，他们知道，只有不断的持续的到北京上访，才能对当地政府造成压力，他们意识到，集体上访更有效。政府硬性控制示威，但集体上访仍然是普通人（向当局）施压的手段。
与此同时，一些上访者把重点放在登记投诉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看到司法不公，上访制度是假的，于是，他们把上访当作勒索的手段。
举个例子，2007年秋，时值中共17大，山东省的一个村民打电话给村长说他在天津，要上火车到北京上访。村长吓呆了：在这关键时刻要是有人到天安门广场上访，不但村长要丢官，他的上司，镇长和县长，也会灰头土脸。村长于是请求村民不要去北京。好吧，村民说，但需要2万元。村长放下电话，从公款里取了钱，当天给村民的妻子送去了。
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社会动荡日益恶化，使“维稳”成了政府官员的口头禅和扼杀抗议的借口。尽管上访制度与正常法律系统同时存在，但维稳却经常与之完全相左。
现在维稳成了最重要的，这使得地方官面对投诉或抗议变被动为主动。在维稳的名义下，拦截、关押上访者变成完全合理的。
去年7月温州两辆高铁撞车后，死伤者的家属赶到现场。3天后，温州的律师事务所接到了当地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紧急通知：“火车相撞是重大的、敏感的事件，事关社会稳定。”通知指示律师们接到案子要“立即报告”给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不可以擅自回应法律请求。”
当通知内容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一片哗然。律师协会承担了责任并道了歉，说它没有发该通知的司法权限。
但律师协会是从司法局接的命令，所以道歉在互联网上受到嘲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士兵怕他的上司甚过敌人。”
最近乌坎居民发生了起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该事件反映了申诉程序、司法系统和维稳之间的不平衡。地方当局无视村民对出售农地腐败的投诉，镇压了随后的抗议。骚乱最终通过政治安排解决，而不是通过司法行动。
在中国，第三者插足被称为“小三”。有个玩笑讲3个幼儿园孩子玩过家家。
男孩说：“我要当爸爸。”
一个女孩说“我要当妈妈。”
另一个女孩皱着眉说：“看来我只能当小三。”
如果法律，上访和维稳一起玩过家家，我想，我们会看到这个对话：
维稳说：“我是爸爸。”
上访说：“我是妈妈。”
法律撅着嘴说：“那，我是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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