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爸爸,妈妈和‘小三’”(图)

【看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本文译自中国作家余华1月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

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上访制度与司法系统平行运行,并独立于司法系统。

腐败和不公的受害者不相信法律,他们于是梦想着会出现清官还他们公正。尽管各级政府都有上访机关,但访民们宁愿相信中央当局更不易腐败,所以涌向北京。据估计,每年全国有超过1千万上访案件,远远超过了普通法院受理的案件。

中国法律,至少在纸面上,比过去更建全,一些法律专家提出撤销上访制度。但中共当局还是保留了它,或许,它也对法律缺乏信心。也许,更关键的是,它想为那些上访者留下一线希望,幻想有一天不公得以伸张,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上访者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

通常,国家信访局只是登记投诉,然后要求地方政府处理。但多年上访未果的请愿者也学会了斗智斗勇,他们知道,只有不断的持续的到北京上访,才能对当地政府造成压力,他们意识到,集体上访更有效。政府硬性控制示威,但集体上访仍然是普通人(向当局)施压的手段。

与此同时,一些上访者把重点放在登记投诉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看到司法不公,上访制度是假的,于是,他们把上访当作勒索的手段。

举个例子,2007年秋,时值中共17大,山东省的一个村民打电话给村长说他在天津,要上火车到北京上访。村长吓呆了:在这关键时刻要是有人到天安门广场上访,不但村长要丢官,他的上司,镇长和县长,也会灰头土脸。村长于是请求村民不要去北京。好吧,村民说,但需要2万元。村长放下电话,从公款里取了钱,当天给村民的妻子送去了。

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社会动荡日益恶化,使“维稳”成了政府官员的口头禅和扼杀抗议的借口。尽管上访制度与正常法律系统同时存在,但维稳却经常与之完全相左。

现在维稳成了最重要的,这使得地方官面对投诉或抗议变被动为主动。在维稳的名义下,拦截、关押上访者变成完全合理的。

去年7月温州两辆高铁撞车后,死伤者的家属赶到现场。3天后,温州的律师事务所接到了当地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紧急通知:“火车相撞是重大的、敏感的事件,事关社会稳定。”通知指示律师们接到案子要“立即报告”给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不可以擅自回应法律请求。”

当通知内容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一片哗然。律师协会承担了责任并道了歉,说它没有发该通知的司法权限。

但律师协会是从司法局接的命令,所以道歉在互联网上受到嘲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个士兵怕他的上司甚过敌人。”

最近乌坎居民发生了起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该事件反映了申诉程序、司法系统和维稳之间的不平衡。地方当局无视村民对出售农地腐败的投诉,镇压了随后的抗议。骚乱最终通过政治安排解决,而不是通过司法行动。

在中国,第三者插足被称为“小三”。有个玩笑讲3个幼儿园孩子玩过家家。

男孩说:“我要当爸爸。”

一个女孩说“我要当妈妈。”

另一个女孩皱着眉说:“看来我只能当小三。”

如果法律,上访和维稳一起玩过家家,我想,我们会看到这个对话:

维稳说:“我是爸爸。”

上访说:“我是妈妈。”

法律撅着嘴说:“那,我是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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