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敌：古罗马专制暴君们的突然死亡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数十万年间，或者人类社会自一万余年前形成以来，专制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不论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述“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还是马克思笔下的“原始共产主义”，都共同认为专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在人类3000年专制史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暴君。通常人们把暴君视作专制政治的高级代表，但如果观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现象，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暴君，都是以天下为敌的，包括与其滋生于其中的那个专制体制，也相互仇视着。与其说暴君是专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说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本来罗马进入专制时代以后，整个社会和政治还算均衡，但尼禄的老妈为了权力弑君，尼禄又为了权力杀了老妈和兄长，再后来他杀掉了大批元老院议员、军方将领和近臣，于是身为体制最高代表的尼禄，最终与整个体制为敌。据说他曾为了扩建宫殿，教唆手下纵火焚毁了整个罗马城。

尼禄身后200年间，罗马帝国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统治集团的高手。康茂德让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亲友杀得精光，马克西穆斯则以名流显贵为敌，擅长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财富。

所以，如果说专制制度是人民公敌的话，独裁暴君可谓天下公敌。本来不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权力结构与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规则和均衡结构。而暴君的出现，则将规则和均衡破坏掉，这就不奇怪为何清算独裁暴君的力量，多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比如尼禄被逼自杀，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里，卡拉卡拉和马克西穆斯被禁卫军杀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杀掉以外，还有一种结局则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于其政治操作特点，往往在濒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后秘不发丧，一旦公布，形成事实上的“暴亡”后果。被其摧残得支离破碎的原有体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仓促复苏和矫正，往往给全社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上述的几个罗马暴君在死亡后，整个罗马帝国就经历了严重的动荡。尼禄死后，罗马帝国一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康茂德死后，一年多换了三个皇帝；卡拉卡拉之后，一年换过两个皇帝；马克西穆斯死后更夸张，几个月就相继死了六个皇帝。这前后两百年，成为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进入近代以后，暴君依旧层出不穷。与他们的先师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借助科技进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传播宣传技术。于是一个很分裂的现象产生了，一方面暴君们借助科技介质，远较他们那刀马时代的祖宗们为祸更烈；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无比光鲜，其光鲜程度甚至盖过太阳的光芒。

利用近现代的大规模宣传工具，暴君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边荼毒生灵，一边作为某种图腾———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广泛的底层人民的支持。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样的现象出现于1970年埃及强人纳赛尔去世之时；而1956年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报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发布，以避免触动统治集团外的反弹。

从上述这种对比可知，从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见暴君的，其实是暴君周边的统治集团内部人士，他们和人民一样受到暴君的残害，却又因为享有独到的“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视角，而免于被各种宣传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统治集团又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难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统治集团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习惯的选择总是提着脑袋博上位，而罔顾其前任的教训。如果数一数罗马帝国从尼禄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间的皇帝们的归宿的话，会发现总共有超过20位皇帝被内争所杀，得善终者为极少数———应了中国那句感叹王朝兴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地球大了什么鸟都有，英格兰人就与别国不同。虽然历史上也出过几个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兰人从中汲取教训后摧毁的却是王权———1215年，英格兰人制订了《大宪章》。

大英帝国从此崛起了，而罗马帝国灭亡于14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