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慰君（上）韩惠敏（下）
在审讯中，对年轻的热血青年进行夜以继日的严刑拷打，他们动用的刑种累计有：吊打、夹棍、打膝盖、电刑、用针刺或用烟头烤女青年的乳头、用竹签子刺手指、灌辣椒水。总之，凡是能想出来的酷刑他们都用了，受刑者被折磨的屎尿并流、死去活来，哀声怪叫。从审讯室里常常传来凄惨的求救声和以头撞击墙壁的声音。最可怜的是那些女学生，她们在审讯时的那一刻只求一死，因为她们还要遭受兽性的凌辱，他们把她们的衣服扒开，狂笑着，点燃着烟头去烫他们的乳房，……
无论谁读了上面的令人发指、不寒而栗的文字，都会联想到这种万恶的法西斯行径是发生在渣滓洞集中营里面，是丧尽天良的“蒋匪特务”折磨我们革命志士的场景。不，恰恰相反，这个恐怖场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和海南岛的“解放”前夜，是海南党组织自己人对自己人所施用酷刑，是发生在1949年底和1950年间的“琼崖地下学联冤案”的真实经历，其中有31个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就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永远长眠在自己为之奋斗的土地上。琼崖地下学联是国共战争时期在琼崖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地下组织，从1946年组织读书会开始到1948年正式宣布成立，发展到三百多人（包括外围组织）。他们中有来自南京学运的骨干人物、进步归国侨生、进步教师、革命堡垒户的后代、贫苦青年、从富裕家庭参加革命的学生以及烈士的遗孀等。地下学联通过读书活动，团结进步同学，搞策反活动、袭击警察局、演进步戏剧，讽刺国民党的统治。尤其是学联冤案在根据地发生后，学联成员还冒着被打成特务的危险，配合即将渡海作战的共军，成功刺探“伯陵防线”，为海南“解放”做出了贡献。
可到了海南岛“解放”前夕的1949年八九月间，由于左的思想流毒，在五指山的“解放区”，由海南的革命领袖、人称“不倒的红旗”琼崖区党委书记冯白驹亲手制造了这桩特大冤案。冤案的发生是由于琼崖纵队的女战士吃过饭后肚痛腹泻后死亡引发的，疑点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公务员，经过追查，这孩子承认自己是投放毒药特务，之后便是抢救运动中惯用的那种连串逼供信的手法，竟然追查到一连串的特务，于是，在酷刑之下，一个特务组织就冒出水面了。而具体执行的主要责任人，则是海南琼崖纵队、区党委宣传部长的李英敏。据公开出版的《海南公安40年》的记载，在行刑阶段，李英敏的卧室就是刑事拘留室兼吊打室，文中称：“……在审讯学联成员时，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不供就逼，供而后信，信而后定，定而后错，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审讯学联成员何天啸时，主办案者（李英敏）亲自主持，他集中当时七、八个干部做打手，何不承认是特务，经严刑拷打，才被逼承认为‘特务’。主办案者问：还有谁，某某人是不是特务？不承认又打，刑讯到半夜才逼何供出林书岭、刘歹等13人为特务。于是，又逮捕了一大批成员。据刘青云（当时海南日报社总编辑，已故）同志称：在审讯何天啸之后，主办案者李英敏认为打的经验很好，马上推广各机关，此后在各机关审讯时都以刑、打为主，一时形成审讯、下刑、管制，夜以继日，甚为紧张。用刑种类计有：吊打、夹棍、打膝盖、电刑、烤、刺乳头、竹签刺手指、灌辣椒水等多种。总之，当时能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了，有的刑至死去活来，屎尿并流，哀声怪叫。当时主办案者的住房成了刑场，屎尿满地，人心惶惶，新老同志都不安。进步学生像蒙岛南、吴赐等人打得不能动弹就抬出去枪毙。”
1949年8月24日，是琼崖革命史最为蒙羞的日子，琼府司法厅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地下学联为特务组织，领导人林云为特务头子并被执行死刑。林云之所以成为“特务头子”，事出有因，因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他爱提意见，林云琼崖纵队领导建议：“队伍中不要讲粗话、脏话、要组织学习文化、学理论、要搞读书运动。以提供全体队伍的文化理论素质。”没想到这样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成了“贬低领导、骄傲自大、打击领导”的罪证。林云临死前，已经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不能动弹了，他的双手和双脚被捆绑着，中间穿过一根棍子，让村里人说像杀狗一样地被杀掉。林云的爱侣、琼崖师范的学生领袖吴慰君也在同一天被杀掉，这位秀丽端庄、才情横溢的女子美丽的双眸上被蒙上一块黑布，白皙的脸庞伤痕斑驳。两人死前见上最后一面时，禁不住失声痛哭，高喊“冤枉啊！”，其声凄烈，不忍听闻，却丝毫不能感动施暴者的良知！
这天与林云、吴慰君一起蒙难的，还有其他14位“行动可疑”的“特务”，他们都是向往革命、憧憬明天的热血青年，从被捕到被执行死刑，也就是7天时间，革命的判决，是从重从快的，真是视生命如草芥。他们在面对自己人冰冷的枪口下，最后一声仍是“共产党万岁！”21岁的韩惠敏生于泰国，是一个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的漂亮姑娘，是琼崖纵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她被定性为“特务”，原因是“她在海外生活的那么舒服，为什么要来过艰苦的生活？准是敌人派来的特务！”被枪毙前，韩惠敏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临刑前，韩惠敏突然脱下自己雪白的皮鞋，把这双鞋整整齐齐地放在一棵树下，然后光着脚丫子，一步一个小脚印走向生命的终点，死前她也喊着：“共产党万岁！”她的丈夫郑放，因为在韩惠敏被杀时失声痛哭，被组织上认为是立场不坚定，“解放后”一直只能担任副职。
在这场让人惊悸的悲剧中，竟然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女战士罗平是第15个被执行的，当枪声响过14声后，居然传来一声“枪下留人！”，这让罗平奇迹般的生还。原来，当李英敏向冯白驹介绍被枪决者的简历时，说：“罗平，原国民党万宁县县长的女儿”。此时，有人插话，“国民党县长的女儿也参加革命？这个不要杀吧！”于是，罗平保住了一条性命。几十年后，当有人采访她时，这位喟叹革命的复杂与无情、生命的脆弱如游丝的老人似乎还在讪笑记者的幼稚无知：“学联死这三十多个人算什么？在1931年肃反扩大化中，仅琼崖独立师就处决了二百多名干部，琼崖革命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对此，冯白驹是有过深刻检讨的！”
到了1953年，这桩特大冤案获得平反，“琼崖地下学联”被正式宣布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地下革命组织。据十多名幸存者的回忆，当冯白驹3月25日在南方大礼堂与受害者及其亲属座谈并做检讨，当他说到“革命的同志、革命的家属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是沉痛的会，但案情已弄清，也是极光荣的一个会。过去受歧视，现在宣布了，干部们也重视了，家属们也是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光荣。……烈属们应该继承死者的精神，保持烈属的光荣”时，哭泣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大声喊叫，说：“我们不要什么光荣，我们要回自己的孩子！”“还我们的孩子！”秩序曾一度失控，来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有的拿着自己孩子的遗物，向冯白驹要回自己的孩子，历经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冯白驹已经有些憔悴的脸上是无奈、诚恳、愧疚交织的神情。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任由那些失去至爱的母亲们的哭诉和责骂。
在这场难以交代的检讨大会上，有一个人物的出现差一点再次让会场秩序出现混乱。他就是这场冤案的主办案者、海南区宣传部长李英敏。他在检讨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骚动。家属们觉得，李英敏检讨的语气不够诚恳。“在那个屈辱的日子里，从审讯室常常传来凄惨的求救声和以头撞击墙壁的声音。可怜的是那些女学生，她们在那一刻只求一死！因为她们在被审讯时还遭受队伍里的败类恶意的凌辱，他们将她们的衣服扒开，狂笑着，点燃烟头去烫她们的乳房！能为她们声张的人已成了‘特务’，有一个烫女战士乳房的人“解放后”还当上海南医学院的党委书记！”“难以理解的是，作为部队中有文化的主办案者，他在这场冤案中所扮演的不可思议的、令人发指的角色！”“几十年后，主办案者还时而在电视上或书中回忆他光荣的革命历程，这对那些亲历这场灾难的人是何等的伤害。”
就是这个具体责任人李英敏，虽然当时被撤销党内职务，但后来也挡不住他官运亨通，据网上查询，他的主要职务北京中央电影局支部书记、局长，文化部社文局第一副局长，国家群众艺术馆馆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副省待遇)。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理事，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广西文联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84年从中宣部电影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他自己回忆，1956年早春二月，北京中南海西大厅。周恩来在看完由他编剧的《南岛风云》样片后（放映时还没定名），还与热烈握手说：“影片不错，生活气息很浓，很动人。你从笔杆子成为枪杆子，又从枪杆子回到笔杆子，这条道路不平坦，可见你花了很大力气。”
最新的史料揭秘，小说《红岩》里面给江姐手指上钉竹签子是假的，是虚构的。但是，给自己人的手上钉竹签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为了革命无论是滥施酷刑还是滥杀无辜，都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的。于是，革命就可以任意地、无情地吞噬着自己的儿女,这也是党内“宁左勿右”之风泛滥成灾的一个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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