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真相

百度名片说：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这就是所谓的“皖南事变”。

当时，项英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项英的总部有近2千人，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着称的黄山之侧。1940年12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泽东把绝大部分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10%。

这年7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泽东曾置之不理。现在，毛泽东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12月10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要知道，此时蒋介石是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全国抗战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不服从命令以军法处置。

毛泽东没有向蒋表示异议，29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栘皖东分批渡江。但是第二天，毛泽东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泽东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1941年1月3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军掩护。”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泽东。毛泽东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由周恩来转蒋。毛泽东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1月4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1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在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

——皖南事变爆发了。

史载：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10年前，他想制止毛泽东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泽东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泽东长征，预见到毛泽东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泽东。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毫无动静。到了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泽东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泽东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5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5日报告，他们5日夜间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6日到9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队最激烈的4天，毛泽东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泽东没收到！若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1月4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1月13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4）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泽东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泽东是在13日或前两天才把项英4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顾祝同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在持续一星期后已到尾声。

毛泽东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泽东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泽东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泽东：“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泽东仍旧一动不动。10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泽东转，毛泽东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11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3周年。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迟至12日毛泽东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泽东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7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13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蒋介石在前一天已经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13日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毛泽东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1月15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跟毛泽东撒的谎，即6日到9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于是，毛泽东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泽东说蒋介石的计划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季米特洛夫1月16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泽东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不仅是军火，而且是出兵。

毛泽东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1月21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泽东，于是再次警告毛泽东，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2月13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泽东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毛泽东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泽东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1月31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岸英、岸青二儿：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覆，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着伤感。而且，毛泽东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

这次，毛泽东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

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泽东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对中共，美国完全没有影响力，罗斯福便把压力都加在蒋介石头上，警告蒋要援助就不要打内战，不管是谁发动的都不行。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5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1月25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罗斯福总统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来自一批非官方人士，包括斯诺，主要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卡尔逊对中共充满天真的幻想，而罗斯福把他的报告囫圃吞下，并转发给相关人士过目。其中一位告诉总统，斯诺的书证实了卡尔逊的看法，也就是说报告是可靠的。皖南事变时卡尔逊正在重庆，他奔回华盛顿去亲口向罗斯福报告中共方面的说法。

英国没有援助可给，但是蒋介石崇尚英美，英国的压力对他也就不无分量。丘吉尔讨厌蒋介石，认为他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对英国在华利益是个威胁。英国大使科尔直言不讳地对蒋说，要是打起内战来英国不会支持蒋，管它是谁挑起的。皖南事变时他给伦敦的汇报强烈偏向中共。他也曾公开说，所有国民党人加起来也抵不过周恩来一个人。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干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毛泽东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毛泽东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泽东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泽东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记者马莎·盖尔霍恩是在这时认识周恩来的，她马上拜倒在周的魅力下。她说，当年要是周召唤她，她会追随周到天涯海角。她的丈夫海明威倒是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在周指导下，毛泽东在香港对付外国人的情报人员给斯诺提供了大量毛泽东方面的说法，斯诺都发表在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上。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毛泽东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毛泽东“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海明威的名望使他的这些见解一旦曝光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这些见解直到20多年后的1965年才见天日。1941年，在罗斯福助理居里的劝说下，海明威没有把这些见解公之于世。居里的理由是：“我们的政策是不要他们打内战。”

居里是白宫主要经济助理，在皖南事变后访问中国。美国截获苏联情报的档案表明他总在帮苏联的忙，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最近一份权威研究下结论，说他是个“容易受人利用的同情者”，不是间谍而是苏联在白宫的“朋友”。这位朋友的中国之行极尽为毛泽东服务之能事。比如他对蒋介石说他除了带来罗斯福的书面信件以外，还带来总统口信，口信是这样开头的：“在一万英里外的美国，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我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喜欢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对妇女的态度、对日本的态度。”居里叫蒋介石不要把口信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也不要告诉美国大使约翰逊。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居里大讲蒋介石的坏话，粉饰毛泽东；对皖南事变，他把毛泽东的说法照本宣科。

由于居里从中作梗，蒋介石未能建立一条直达罗斯福的通路。蒋介石请居里转告罗斯福，给他派个能够在他与总统之间“毫无隔阂地传达意见”的政治顾问，使他能“与总统直接联系”。蒋中意的人选是美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蒲立德，“一个对共产主义没有幻想的人”。居里当场一口否决这个人选，以后也没有向罗斯福汇报。他回美国后给蒋介石找了个学者拉铁摩尔，此人连罗斯福的面部没见过，更不用说符合蒋的要求了。结果，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联络掌握在居里手中。

迫于一系列国际上的压力，皖南事变后，蒋在1月29日叫他的驻苏联大使请克里姆林宫调停，也就是说让苏联人出价，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苏联人要蒋介石让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毛泽东夺取的别的地盘也都照样不动，蒋介石一一答应。毛泽东不无得意地对中共将领说：“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毛泽东使用“造反”这样的字眼了，好像蒋介石在野，他坐拥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