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贪向党诉衷情：免死(图)
前北京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右）2006年在一次会议上。这位有明星区长之称的贪官忏悔书向党表忠诚，获免一死。（本刊资料）
如今大陆贪官污吏一个个硕士博士起来，大墙下写出的忏悔书也渐渐有“文化”了，近年形成套路，成了“有章可循”的官样文章。大多从贫苦农家少年开始，在“党的培养”下成长，关键是“干出了很大的成绩”，后来“放松学习与思想改造”，最后“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真诚忏悔成了贪官道具，借此换取“认罪态度良好”，在判决上争取有利。甚至出现抄袭忏悔，二○○七年七月，安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最后陈述的含泪悔书，多处抄自成都龙泉驿区委常委朱福忠。
最初的贪渎起点──心理失衡
犯罪原因上，畸形政商关系、长期失效的外部监督、模糊的规则边界等，都是常见的“主题”。个人原因上，也大多归于“与他人相比经济落差大”、“心理不平衡”。
二○一一年五月，重庆忠县副县长王开健，在巿二中院庭审中，掏出悔过书声泪俱下地“忏悔”：先说从政三十年前二十年是好官，后因妻子长期患病，治疗花费较大，加上年龄增长，家庭对钱的需求增长，才开始“碍于情面”而收入一些“朋友送来的钱”。
杭州新毙“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副市长许迈永写下最初的“心动”：
一九八九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一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许副市长还有一段意永的心语：“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明星巨贪周良洛长篇忏悔书
前北京海淀区长周良洛（一九五八─），江西铅山人，知青出身，七八级清华社科系，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副研究员，高级政工师，一九八一年入党，历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朝阳区委宣传部长、常务副区长，北京海淀区长，年青有为，星光熠熠，时誉“明星区长”。二○○七年四月六日“双规”。 最后核实，周区长收贿美金近九十三万、人民币九百零九万五千，共计一六七九万元人民币，其中八百余万得到妻子鲁小丹“协助”。
寂静狱中，“明星区长”写下长篇忏悔书，节录载《检察风云》（上海）二○○九年第六期，可看出确实高智商，特有“文化”，带着不少意味深长的当代国情，值得一顾。
忏悔书标题《在金钱的诱惑下我变成了俘虏》，开场白：
亲爱的党，写下这几个字时，我的泪已落下。我是一名在大学时代正值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毅然加入到党的队伍，八十年代历次政治风波中坚定地同党一起战斗，九十年代被党提拔，本世纪以来受党重用，赋予较高权力的领导干部。
仅此一段，就可看出其深谙党情。“泪已落下”估计打动不了党，其后“正值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毅然加入到党的队伍......”才是关键句。他在提醒党，自己有“光荣历史”，值党困难的时期“毅然”入党，烘托出自己的忠诚；政治立场坚定；“同党一起战斗”，一向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其智其慧，委实不低。
审讯中竟提出反贪三建议
赞叹此巨贪智商之余，不免想到拥有如此坚强党性的青年才俊，何以如此之快堕落？真正得意得位不过短短数年，怎会如此经不起金钱诱惑，伸手之长，得赃之巨......其意其志，怎么还不如我这样尚未入党的后进分子？
接着便浮出更大问号：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么，怎么偏偏就选中这号人？怎么就看不透这种“投机者”？仅凭忏悔书这段巧言令色的开场白，就能看出此人心术不正。这种人必然言行不一，必然入党为私。如果他还是忠党之人，此时此刻，怎么还好意思抖露这段“红色简历”？还会敲打党的软肋来“打动”党？就算你挡不住钱色诱惑，偷偷掖着藏起溜墙根也就算了，何必还要以此期望打动党？只能说明此人的政治投机性，格调之低、价值之偏。
再看其另一小段忏悔：
权力可以公私两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掌权之人，只要胆子大了，私心有了，走向腐败是必然的。
可见中共官员的“防腐剂”只能依靠个人的“正心”，道德自律，而不是客观的制度。权力“可以”公私两用，只要胆子大，就可搞腐败。寥寥数字，可看出当今寰内官员走向腐败十分方便，难度甚低，一举手一抬腿就过去了。证实人性重大弱点就是经不起诱惑。
为表示自己能力、体现价值，博士区长向组织提出三条建议：一、破解用人难题；二、推广组织审查；三、开展家庭监督，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家属也实行约谈制。评家认为：“一个腐败高官，竟能有此建议，不是讽刺是什么？”不能不说此人很懂得有所求必持有所酬。
以红色血统求饶，终于免死
最后，这位高智商贪官闪出灵光，再打党牌，切回正题：
亲爱的党，回首我二十六年党内的生涯，我违背了入党誓词，每想到此我是痛心疾首。当我想起成千上万革命烈士，我更是羞愧至极。我的父母、岳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对党有极深厚的感情，我已成为不忠不孝之人。在此，我向党鞠躬认错、深表忏悔，我自知罪责难逃，祈求当从轻发落，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党对我的处理，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这段结束语的关键字──“父母、岳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动用老一辈的红色履历向党求情。根据中共“红色江山传万代”的干部选拔标准──没有血统论的血统论（否则怎会形成太子党？），红色家庭背景乃此人能够坐上区长之位的重要因素，如今落难了，家庭背景说不定还能用上一小把，为“从轻发落”铺垫，很有“说服力”呵！周区长不会不意识到：贪污如此巨数，要吃枪毙的呀！近年比他大得多的省部级高官判死刑的就有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郑蓧萸（国家药检局长）。
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二中院以周良洛积极退赃为由，判处周良洛“死缓”，其妻鲁小丹以同罪判“无期”。这起受贿大案从开庭到宣判仅用八天。面对一审“死缓”，博士区长再次体现高智商，放弃上诉，认罪领刑。对他来说，党恩如天，终于“宽大”他这个贪污上千万的太子党，免死。
党专政下的高智商巨贪犯罪
评家总结：一、高智商犯罪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不走正道入邪途，极大浪费社会教育总资源。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最宝贵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不出正品出废品，不为社会添砖加瓦反而为社会增负添乱，浪费之巨，莫此为甚；二、高智商官员犯罪，手法更高超更隐蔽，加之社会地位较高，对国家利益损害度更高；三、高智商使他们反侦查能力很强，大大增加查处难度。
事后严打当然不如事先防堵。一茬茬“春风吹又生”的贪官，说明对权力的监督力度太低。再三再四的思想教育、再五再六的高压严打，都挡不住贪婪“自有后来人”。根据普世经验，只能“洋为中用”，从重在教育的主观“不为”转型为分权制衡的客观“不能”。
有什么办法呢，一党专政，稳定是“稳定”了，甚至都有点“超稳定”，一切皆由少数几个人内定（包括思想言论），百姓都不让出声，可比阳光更重要的公平公正呢？如何保证监督甚弱的各级官员“权为民所用”？如何保证各项决策的合理合法性？如何保证政治局一定采撷到全民智慧？不搞民主还有其他途径么？
以法立国，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对权力的管束。欧美三百馀年近代史证明：分权制衡精密有效，既为那儿的人民带来财富与优裕的生活，也捎去更宝贵的自由，尤其是免除恐怖的自由，并基本管住官员，使他们不能贪不敢贪。“资产阶级假民主”比“无产阶级真民主”的社会公正度更高，既不会出现“血统论”、“太子党”，更不会出现如此天文数的巨贪，因为分权制不会让贪官有如此长的“续航能力”，那儿的议员每天都在盯着台上的官员。
（裴毅然：上海文史学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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