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塔斯：中国抗排斥药物实验和销售（一）(图)

图为作者大卫‧麦塔斯，他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国际人权律师。

美国器官移植大会，2011年4月30日于费城

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犯人。中国政府声称这些器官移植所摘取的器官来源，是来自死刑犯。他们在行刑之前同意他们器官做为移植所用。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表示有高达95％的器官来自死刑１。在2006年11月中旬广州南部一城市举行的外科医生会议时，他说：“除了很小一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死亡者，大部分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尸体。2008年10月，他说：“在中国，超过90％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2010年3月，他表示：“……超过90％从死者捐赠的移植来自死刑犯。”

我和大卫‧乔高在2006年7月和2007年1月发表的报告和2009年11月出版的书《血腥的活摘器官：为牟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中得到的结论是：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受囚者。这些学员并没有同意捐赠器官，也没被判死刑，他们在被摘取器官手术中遭到杀害。

法轮功是以精神修炼为基础的一套功法，1999年被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禁。禁令下达后，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逮捕，自发或受酷刑后放弃修炼的人被释放。

那些拒绝放弃的人失踪到劳教所去接受中国政府佯称的所谓再教育。这些劳教所实际上是任意拘留的奴隶劳动营。劳改基金会2008年估计当时关押在劳教所的人在50万人到200万之间。

中国政府承认从囚犯身上取得器官来源是错误的，并承诺最终将停止执行。黄先生在2009年8月器官捐赠者领航计划中公布说被处决的犯人“绝对不是器官移植的适当来源。”无论在中国政府与我和大卫‧乔高之间的辩论中采取哪一方的立场，黄先生的此种承认都形同支持了犯人是移植器官来源的论述。

一、销售

在中国关于器官移植抗排斥药物的实验和销售是由多国的制药公司进行。1994年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中指出：“从1983年起，两个不相干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器官移植]方案：第一，从1983年开始，每年执行的一系列‘严打’运动。‘严打’大量的增加了死刑犯的人数，因此供应了更多潜在的可移植器官。第二，中国引进环孢灵素A（CyclosporineA），这种公认的‘特效药’，大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率。……环孢灵素A（CsA）是一种抑制免疫力的药剂，它可以抑制人体排斥外来组织的自然倾向。显然是在80年代中期，由瑞士山德士公司[现在的诺华]引进中国。……现在中国大量的肾移植患者正在接受涉及环孢灵素治疗昂贵的跟踪治疗。”

罗氏公司2006年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厂，生产抑制免疫力药剂骁悉胶囊。一家报社问罗氏为何在中国生产这种特殊药物时，前罗氏公司执行长（CEO）和现任董事会董事长弗朗茨．哈默（FranzHumer）回答：

“……理由是，与日本相反，中国不会因为道德或文化因素对器官移植药物勒令停工。”

加拿大Isotechnika公司和中国三生制药公司，在2010年签订免疫抑制药物voclosporin的合作合同。这种药物由Isotechnika研发出来。三生制药的创始人之一娄竞，最近成为Isotechnika的董事会成员。

Bloomberg商业周刊2010年8月25日报导：

“三生制药……，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和Isotechnika制药……，一家致力于发现和发展免疫调节疗法的加拿大生物制药公司。他们已经签署了voclosporin的发展和商业化合同。Voclosporin是正在发展的新一代钙调抑制剂，用来防止器官移植后的器官排斥和自我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根据合同的条款，Isotechnika授予三生制药在中国所有器官移植和自我免疫性所需的voclosporin独家代理权，包括香港和台湾..

三生制药将负责在中国的临床开发、注册和商业化。根据另一个合同下，Isotechnika将提供三生制药比成本底价多一点的商业用途的供给。

Isotechnika将收到预付授权金额达150万美元；Isotechnika也将依三生的voclosporin销售额获得权利金。……而三生得提名一名成员进入Isotechnika董事会。”

2008年，罗氏公司在违反行使一项合同期权的情况下，决定与Isotechnika合作共同来做移植药物的市场营销。Isotechnika则决定不再与找国际合作伙伴，而继续和中国公司三生制药合作。

这些合作合同，让Isotechnika成为中国不道德器官移植系统的共犯。用于器官移植患者的免疫抑制药物是用以防止器官移植排斥反应。这个把药物带进中国市场的合同，将促进中国的器官移植。

二、实验

A.公司

I）辉瑞公司
惠氏（现在的辉瑞公司）于2004年6月在中国开始122个肾脏移植的临床药物实验。这项实验已经完成。辉瑞在2010年11月开始在中国招募患者作新的移植实验。目前这个招募活动还持续进行中。

II）诺华公司
诺华公司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用三百个人作肾实验。

III）罗氏
罗氏公司在2006年开始36个移植心的实验。该实验是现在已经完成。

罗氏于2008年4月开始一项约90个移植肝脏的实验;2008年9月开始约210个移植肾脏的实验。罗氏这两项实验原本应该在2010年完成，一开始被延长到2011年8月。

在2011年罗氏大会上，这些实验受到批评，罗氏立即在2011年3月报告已经完成肾实验，比预订日期提前了半年，而且停止招募肝脏实验人员。

罗氏公司报告2010年1月已停止在所有地方招募实验人员达一个月;2010年2月又重新开始招募。2010年2月正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被选为新的实验地点的月份。

瑞士研究人员阿恩．施瓦茨在2009年9月致函罗氏，问他们正在进行临床实验的器官移植来源。

他们回信说：“罗氏公司不负责的器官供应。匿名捐赠者和捐赠者的隐私资料受法律保护，罗氏无权知道移植器官的来源。”

IV）安斯泰来
安斯泰来从2007年3月-2009年3月为42人做了肝脏移植实验。安斯泰来于2007年7月开始240个移植肾脏实验，2008年1月做了172个移植肝脏实验。现已全部完成。

安斯泰来免疫抑制药物普乐可复从2009开始一直在中国做移植实验。有300名患者仍被8个医疗中心所招募。招聘者是北京二炮总医院。安斯泰来以提供免费药物参与这项研究吗？这类研究往往是这样进行吗？

B.实验地点器官来源

大卫‧乔高和我所依赖的这些实验的证具之一，是由说中国话的调查员打的电话。这些调查员打电话给一些医院和器官移植医生询问移植。他们以可能接受移植者或其亲戚的身份打电话。电话号码从网路上取得。这些电话结果是一些坦承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移植的来源。

i）上海

这是M在2006年3月16日打给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的电话记录摘录：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2006年3月16日）

“M： 我就问啊，（病患）等要等多久（做肝移植）？
戴医生： 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M： ……不是说有新鲜的，有活的人的……
戴医生： 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M： 那你们这儿（肝移植）做了多久了？
戴医生： ……4、500例……你的任务就是上这儿来，带上钱，把钱带够，来就行了。

M: 要多少钱啊？
戴医生： 一切顺利的话，15万到20万吧。

M: 要等多久？
戴医生： 我得给你验血……你今天要能过来的话，我一周内就能安排做……

M： 有一种啊就是炼法轮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
戴医生： 有。我跟你一下子在电话上说不清楚噢。

M： 能找到这种我很快就会来。
戴医生： 可以的，来呀！

M： ……你贵姓……
戴医生： 我戴医生。”

A）罗氏

进行临床实验的国际登记处显示，霍夫曼．罗氏或罗氏公司自2008年以来在中国的19家医院做移植肝脏和肾脏的研究。关于研究地点，登记处只给中国的邮政编码。

中国肝移植注册有列出做肝脏移植手术的医院联络资料。罗氏公司正在做研究的大多数医院都可以被确认出来，因为在大部分的罗氏邮政编码中，只有一个是中国肝移植注册医院。

罗氏邮政编码之一是200080。邮编200080是中国肝移植注册里唯一的医院，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肝脏移植中心。它也被称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这是调查员打电话给戴医生的地方。调查员打的电话号码和中国肝移植注册里的医院相同。

因此，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罗氏公司在上海医院做的临床实验，医院的器官来源来自法轮功学员。罗氏本身没有提到任何器官的来源。

B）诺华公司
对于2005-2006年的实验中，诺华公司给了实验地点的医院名字。一个是上海的上海第一医院。“上海第一医院”一定是指中国肝移植注册中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也就是与戴医师有电话录音的医院。上海找不到其它第一医院做移植手术。

C）安斯泰来
北京二炮总医院是进行之前说的普乐可复实验的医院，它的实验地点也是有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一样的邮政编码200080。再次，这是我们有戴医师电话录音的医院。

D）惠氏/辉瑞
《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之前提到惠氏/辉瑞所做的122件肾实验，里面的谈话提到:“器官来源主要是尸体（93％）。”文章中列出的实验地点是“上海的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人民医院。”再次，这是有戴医师电话录音的医院。

（译者：朱鼎诗、赵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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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的国际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的作者之一，该书的中文版由博大国际文化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原标题：大卫‧麦塔斯：中国抗排斥药物实验和销售（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