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饮食行业高材生凤毛麟角，闸北区饮食公司迎来了一批高中毕业生，充实党政后备力量，一批批年轻人被中共从学校一踏上社会，就成为整人的工具，没有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既没有辫子，又没有尾巴，毫无顾忌地革别人的命。许多整人的人从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得罪了许多人，为今后被人整埋下了伏笔，从学校踏上社会的年轻学生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听党的话做一往无前的革命者，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成了被利用的棋子，成了被别人踩着往上爬的阶梯，真正能被选中接班人的对象是万中一人。
这批高中生绝大多数分在各中心店做财务，少数作为党政干部预备队，到小四清工作队锻炼，其中有一名叫赵淑英的，被人背后称为蛮娘的女人，后来当了饮食公司经理，当时仅仅是四清工作队的队员。红星饮食店有个名叫瞿玲娣的女工，仅仅被怀疑与师父有暧昧关系就成了对象，在“帮助”时因发高烧昏倒在地，“蛮娘”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没有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反而一边污蔑瞿玲娣装死，一边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看不过去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此举不仅得罪了赵淑英，更得罪了领导，不久我又回到店里重操旧业——厨师。事实证明中共需要的接班人就是像赵淑英这样的铁血心肠的冷血动物。
中共宣传的能上能下的干部原则仅仅是纸上的，他们的真正原则是只能上不能下，一旦下来了，不是犯了错误就是失宠了，我的回归原位实际上是被中共打入了另类，所以等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前，饮食公司党总支将我和40多个危险分子圈在一起举办学习班，事实证明党总支的针对性的预谋不是空穴来风，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成了上海财贸系统造反派的骨干，我虽然通过在学校的朋友得到了到北京参加红卫兵检阅的机会，但是正逢到造反派组建成立之际，我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去，后来被选进革委会，这是我第二次乘上贼船，虽然我辞职引退，但是与狼共舞的结果是被五和楼支部书记姜汝清栽赃陷害，以我遗失了一份他抄给我的支部党员名单为借口，暂停组织生活。
后来姜汝清在再次复查的材料里找到了这份名单，完全是支部的责任，即使不是共产党整人的惯用手段，至少是不负责任造成的，我个人的被处理是冤枉的，结果支部依然要我承担责任，要斗私批修作出深刻检查才能过关，恢复组织生活。
对于这种荒唐的要求我当然不能接受，结果我的组织生活被暂缓，一缓就是8年直至娶妻生子，过了团员的最高年龄——28足岁，才被允许退团，结束了这场可耻的闹剧。
我上了贼船又下贼船的结果是：我比同龄人不加和少加了两次工资，并且被打入头上有辫子，屁股有尾巴的另类，这是我在中共政权下第一次尝试中共走狗——芷江西街道政法委书记贺德山说的话：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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