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斩精英话“反右”(组图)
四九年毛泽东“夺得天下”之后，怎样让“全国人民”“听话”，怎样把他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再复制一遍，让国人知道知道谁是老大，是他一直暗中盘算已久的事。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经过清末尤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民主训练，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早已经习惯了“站着说话站着思考”，如何让他们象“解放区”的郭沫若丁玲们一样趴着说话，显然要“大救星”费一番思量。
但到了一九五七年，让国人“趴着说话”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了资产阶级的产，通过“合作化运动”夺了农民的地，通过“院系调整”大规模地取消了“新朝”所不喜欢的人文社会类的专业，所有的大专院校和新闻机构，统统实行国有国办，不再允许私营民办，这两招，对人文知识分子堪称“釜底抽薪”，使得他们从经济上无以自立，从学术传承上后继无人。特别是，通过“镇反三反五反”从肉体上消灭了旧政权的基础人员，从精神上杀灭了资本家的“精气神儿”。但怎么样通过类似的手段让自以为跟以上人员毫无关系的、自以为是“劳动人民”、自以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彻底认清自己是个神马东东，毛泽东在等待，网已经结好张开，机会来了，正象崔健唱的那样：突然给你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就象姑娘当初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说愿意。对于五七年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他们被腰斩的机会，由不得他们选择。这样的机会来了。
“反右运动”是中共统一思想战线的一场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毛使用两手策略，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反右运动”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反右扩大化近六千倍 至少百万人被迫害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报道，中共的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企业主的财产控制权。下一步中共把注意力转向了知识分子。这就是1957年在全国展开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说穿了就是统一思想战线的一场运动。根据中共当局的统计，当时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受害者的人数远不如此，因为当时除了右派分子，还有其他种类如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漏网右派、坏分子、反动分子等，加起来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受到了迫害。
当局维持邓小平定论 拒绝承认错误
1957年，北大才女林昭被划为右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遭受长期的残酷迫害。在狱中她写下20万字的血书与日记，并坚信“历史将宣告我无罪”。1968年，36岁的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决。
北大才女林昭（网络图片）
1980年五月，中共结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部平反，总计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说，一个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却扩大化到一百多万人，这场运动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维持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反右定下的调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有扩大化的问题。难怪有人讽刺说，过去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编者按：据查，这句话并非出自蒋介石之口），共产党的反右却扩大化了将近六千倍，而且还坚持说是正确的，这真是对邓小平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莫大讽刺。
大陆作家杨显惠《夹边沟纪事》记载，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超过1500名“右派”在夹边沟饿死，其中包括听了中共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话回来报效祖国的其堂弟、留学美博士傅作恭。
夹边沟的右派（网络图片）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反右仍然坚持“是完全必要的”，并称反右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是难于避免的”。
为什么邓小平愿意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却不愿意否认反右运动呢？一些专家认为，那是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运动的具体主持者和推动者。在“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几处提到邓小平推动反右的讲话和指示。但是邓小平出于不愿否定自己这段政治经历的私念，拒绝承认这场运动的错误。
毛泽东两手策略“引蛇出洞”
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共的反右运动一开始就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党内整风，特别是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而且态度非常诚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放手批评。
接着，毛泽东开始南巡，到处鼓动“鸣放”、提意见。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布署了鼓励鸣放，引蛇出动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高级干部。他在文中指出：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还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就在中共高层张开大网的同时，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借口。
当年的右派蒋鼎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你叫我提意见，你当初宽了我们的心，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当时的宣传啊。没有发言的还不行。你对帮助党整风这个运动，你抱什么态度？党叫你提意见，你提错了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结果呢，你就提了吧，畅所欲言了吧。”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龙云的所谓“反苏”言论，都是五月二十几号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的。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覆邀请他们说话，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这一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篇社论将反右定为敌我矛盾，使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祇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右派都是些什么人？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500万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共公开承认的右派人数为55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55万人。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地主或者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50万人。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人，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有学历的标签，但是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所以呢，等于一直到文革，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当时的反右工作组负责人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如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
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打击
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右派运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知识分子们，这个国家的事不需要除党之外的任何人多一句嘴，否则，下场就是“一九五七”。而中国知识分子经过被腰斩的一九五七之后，直到今天，那被打断的腰丝毫没有立起来的迹象，那恐惧早已经变成“趴服基因”深植于他们的灵魂深处。而那“阳谋”引群入瓮毫无诚信毫无人性底线的“国家榜样”则成为民族道德底线崩溃的导火索，我们从今天的“毒食品”中，分明能感受“反右派运动”带给这个民族深深的创伤。
回望一九五七，看看今天的“红歌红旗红海洋”，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我们离一九五七，不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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