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能瘸腿跑向世界一流吗

进入退休季的实训老师开始青黄不接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工程训练中心主任王建武正在发愁。与很多同行一样,这位33岁的工程师带领的是一支正在老去的队伍。

王建武领导的工程训练中心共有36位成员,承担学生必修的“金工实习”等实训课。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他算了一下,从2012年开始的很多年里,只有2015年不会有人退休。

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据机械制造实习部部长助理陈均林介绍,实习部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到2014年,50多人中预计就有一半退休。

另一所工科名校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实践教学中心也即将进入“退休季”。三四年以后,在职的50人里将有10余人退休。该中心已经处于缺编状态。

陆续告别这里的年长者,是大学校园里的特殊群体。他们承担工程实践类课程的教学,但并非教授,通常也不具备高人一等的学历,而是工程师或工人,很多人早年毕业于中等或者高等职业学校。但是对于工科学生来说,是这些老师手把手地带他们认识什么是铣床,什么是车床。

这些人的工作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只考虑工程教育领域——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绝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工科,超过三分之一的在校生读工科专业。而这个庞大群体的动手能力,并不是从学识渊博的教授那里得到的。

实践环节薄弱,学生动手能力不足,是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的弊病。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经公开指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太多“从学校到学校”的人。

而如今糟糕的是,能够手把手教这些学生的师资,已经青黄不接。用王建武的话来说,“老化比较严重——退休的人比较多,年轻的人跟不上来”。

老化的不止是人。一位不愿具名的工程师说,在他任职的那所名校实训中心,大约百分之七十的设备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新世纪以来没有引进任何新设备。学生接触的工艺、设备、手段,都是老的,有时只能通过录像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高校对实训教师只留一条门缝

王建武正在制定计划,他向学校申请,计划今年招聘两名实训老师。然而现今高校的门槛已经不同以往。2002年,他本科毕业后到北京科技大学工作,还能拿到正式编制和北京户口,而现在,只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人才有可能拿到编制和户口。

然而,工程训练中心稀缺的不是学位。王建武说,学士、硕士、博士的动手能力很可能比不上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是本校无法自己培养出来的,只能对外招聘。

他跟学校商量的结果是,先招聘两个“合同工”,如果他们两年后干得不错,再想办法申请正式编制。

不少同行跟他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高校里的工程实训,人的问题是大家头疼的问题。进不了人,大家都在愁这个事,各个单位都在跟人事部门商量。”他说。

王建武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这是我国少数为培养职业教育师资而设立的普通高等学校之一。该校的一大特色是,培养的很多毕业生具有“双证书”,不仅有大学学历证书,而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能讲理论课,也能教实训课。前些年,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纷纷到学校招聘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破格以求。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师资改教本科生,足见这些高校对该校毕业生的认可,也可见对实训师资的渴求。

不过最近几年里,高校“破格”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在一所重点大学,记者了解到,该校要求新聘人员最低学历必须是硕士,一年也进不了一两个本科生,需要特批。这所学校的工程训练中心1999年、2010年对外招聘过新人,期间11年没有补充任何力量。

工程师陈均林2001年到清华大学工作时,拿到了北京户口,但他至今没有拿到清华的事业编制,而是企业编制。他原以为干几年以后有望转为事业编制,但现在他发现,清华进人的门槛太高了,博士往往还要“海归”,自己“肯定没希望”。待遇上,他跟清华教师差别很大,事业单位福利“基本没有”。

他也理解,清华大学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需要高端的研究型人才。可是从学生培养来看,实训课老师又是不可替代的。而现在清华的政策,不但引进不了高端的实训师资,既有的师资也会流失。他和6位校友陆续到清华工作,现在只剩下了4个。

据他介绍,清华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现在只能招聘一些高职毕业生。这些人不但没有编制,连户口也无法解决了,面临怎样稳定队伍的问题。

“带学生的师傅没有两把刷子,名牌高校就有点浪得虚名的感觉。”陈均林说,高校要是不重视这块,“都说不过去”。

一提“工程师的摇篮”就貌似降低学校档次

一位工程师坦言,如果自己要申请高级工程师职称,目前来看“没有特别大的希望”。因为,实训课老师从事的是基础教学工作,很难有论文、专利、科研项目,在高校评定职称处于劣势。这类老师生存环境和晋升道路非常狭窄。

他说,从全国来看,工程实训中心的人才存在流失现象,因为很多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遇上职业的“天花板”。

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时常呼吁社会关注工程师、实验师等人才的生存环境。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说,让工程技术员同科学家去比写论文,是不够客观的。

“我认为职称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待遇的不同,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认可他在岗位上的贡献,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工作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的问题。”李正名院士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普通家庭中很多小孩会说将来长大想当科学家,很少有人立志要当技术专家。

美国热门剧集《生活大爆炸》里,物理学家“谢耳朵”不断地嘲弄他的那位工程师朋友。而这样的场景,正在中国高校现实上演。

在天津大学召开的一次工程教育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毅雄提过一个问题:现在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但奇怪的是,这些志在“世界一流”的学校,往往不敢提建成“世界一流的工程师的摇篮”。比如上海交大历来以工科见长,“以前很自豪是‘工程师的摇篮’,现在不敢提了,好像会低一个档次一样”。

当时在场的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对此深有同感,她表示:“大家好像都认为科学家比工程师重要或者伟大一点。”她批评一些学校“一天到晚讲科学家,但是对工程师很不重视”。

一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过的中国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海德堡“养着”一些技术支撑人员。那些高级技师和工程师的收入跟大牌教授是一个水平的,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这位教授目前在国内一所名校任教。他说,很多同行都希望找到能给研究组提供技术支撑的团队或个人。因为技术水平不到的话,很多实验没法开展。比如,这位教授做实验时需要电路控制、机械设计和加工,很多仪器需要自制,即使购买的设备也需要改装。目前只能靠学生设计,在外面找加工厂来做,很难称心如意。

他发现,即使自己能找到这样的人才,学校也不会提供合适的岗位。现在“学术优先”,技术支撑的岗位“慢慢被淡忘了”。据他形容:“在海德堡,他们平常都很闲。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轮流转’,他们却一直呆着不动——他们本来就是研究所的一份子。”

这位学者期待中国的大学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愿意以丰厚的待遇“养着”那样一批人才。可眼下的景象是,连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学都像跛了脚一样,一瘸一拐地大踏步跑向“世界一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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