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腐败触目惊心 乡长真情告白

俺隐去他的真实身份,想必您会理解。

但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他在中部一个农业大省担任乡长四年。此前他在县城还算有些背景,先是在人大任闲职,后因为仕途需要,运作到下面一个乡担任二把手——乡长。

像许多基层干部一样,表面风光的他有着太多难言之隐。

他说:目前上挤下压,不到四十岁,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没日没夜地干活,却由于上面没人,显得前途茫茫。

他最大的梦想是结识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干了好几年了,也算有些成绩,上面没人,很难升迁了。世上最可怕的事是想送礼都没人收。“看到好多没啥政绩、没啥本事的人都上去了,心里有时候堵得慌。”

他每天主要的工作有三件事:

一是当三陪,应付各级领导视察。“说视察,其实他们也基本没什么正经事,很少下基层,根本见不得农民,主要是来乡里混吃混喝。但哪个都惹不起一个个都有捏死你的实权。”

他说:“一般每天多数时间都在酒桌旁度过,经常醉醺醺的,竟挤不出太多时间回家,偶然回家则被当成稀客。”

第二件事是保发展。“这是好听的,其实主要是造假。中央确定GDP增长目标是8%,到了省里就变成了10%,到了乡里就变成了12.5%。打死也完不成啊。过去两年还让卖地,还好些,现在又不允许了,招商引资便缺少吸引力。没法子,只好花钱贿赂税务局干部——数据造假,其实几乎所有乡镇都买数据,结果年底的时候一汇总,县里总能超额完成省里下发的任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乡骗县,县骗省,省里骗中央。目前我最担心哪天这个吹起的泡泡破了,肯定出大事,唉,不想那么多了,只是希望别在我这任上破就中。”

第三件事是维稳。“这是目前乡镇除了接待之外最主要的开支。前两年由于征地积累了太多问题,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村里不好管,不少人便天天到县政府堵门——极端的有抬着棺材冲击县委大门的,极端的则会跑到省城、中央——他们最爱去天安门了。现在稳定压倒一切,闹出极端事件要对地方官员一票否决。县领导自然不高兴,首先会追究乡政府的责任,乡里自然就必须想办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老百姓权利意识增强了,加上媒体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上策是花钱摆平——这是一个与上访户艰苦谈判的过程,中国农民多数还是老实,信奉民不跟官斗的哲学,拿了钱也就消停了。但也有两类特难缠的,一种是职业上访的——没几天钱花光了,又来政府威胁去北京,乡里本来就财政就紧张,经不起这样折腾;还有一种属于历史遗留难题,比如牵扯到命案等司法问题,非要讨个说法,一般拿钱难以解决。对他们只能先礼后兵,先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实在不成只好动用社会闲杂人员威胁恫吓了。我们那里还没有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但发生这个事也不稀奇。”

“由于缺乏真正的发展动力和基础,加上各类见不得光的花销又大,乡镇政府都债台高筑,听说全国有14万亿。我们乡每年都要背上几百万的亏空。要说都被贪污了实在是冤。没钱了,有得请客送礼找上面要,即使批下来也要看与财政局领导的关系才能拿到——县领导签字了,各职能局是要办的,但具体经办人如果不高兴拖你几个月是小菜一碟。财政紧张的一个后果是:普通乡镇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何况民办教师呢。当乡长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可以按时领工资,可以陪领导公款吃喝,甚至吃出病来可以足额报销。”

还有就是:去年底前,趁着中央公车治理全面开展之前,换了一辆新的。在交谈中,俺深深感到这个乡长是个良知未泯的干部。由于病态的体制和可怕的官场潜规则,他在苦苦支撑,但他深知很多事党纪国法难容。“经常做噩梦,不是被GDP造假的事就是被财务违纪的事惊醒。”久而久之,他和书记竟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前,先派秘书到办公大楼前侦查下有没有警车或可疑人员,如果有就赶紧通知会计拿着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的账本亡命天涯。

俺写这篇文章主要是看到这样一个数据:29个省市区中,有28个前三季度的GDP跑赢全国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前三季度GDP增长9.4%)。其中中西部地区表现抢眼,增速在两位数以上的省份中,中西部省份占比超过60%。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却敬陪末座——分别为北京8%,浙江9.5%,广东10.1%。

其中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俺担心数据被注水。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虚假的数字泡沫上,则会酿成一场全民的灾难。望有关部门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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