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知青只因写“打猫”二字便遭枪毙
那年,一个上海知青被枪毙—陆宝康案件调查采访记实

(一)

由昆明往西双版纳去的路上要途经一小镇—普文。小镇在思茅过去没多远,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小镇很小,知青谈起它,是因为这里有个劳改农场。

79年闹返城时,面对压力知青又提到了它:“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探求上海知青陆宝康案件时,得知当年他就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并在那里出的事就此结束了生命。

他是犯什么事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枪毙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二)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的1000名知青乘专列从北火车站开出。列车上,一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个子高高的(1米75,在我们那个年龄里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带队知青连长周公正的注意。此前连长已准备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这小伙子脸上带着腼腆,但军人的服装平添了他一种帅气和精神。“对,就是他”。连长想象的旗手就是这样的:既有点书生味道,又威武的象个军人,带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他的形象符合了这支刚从学生踏上社会的队伍。这样的队伍需要一面鲜红的旗子引路,同样需要一名帅气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陆宝康,17岁,闸北17中67届初中毕业生,家住闸北区,天宝里。

在1000人的队伍里,担当旗手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羡慕呵!每逢队伍行走的时候,陆宝康总是抬头挺胸,一身军装,左肩斜背着军用书包,右肩斜背着军用水壶,二条背带在胸前组成一个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杆。红旗哗哗地在他头上飘动,豪情溢满他的胸膛。

到农场后,旗手的任务就此结束。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个生产(连队)。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的生活。陆宝康被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

四队是一个老连队,职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云南和湖南来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满了,陆宝康就同另一个知青安排在连队的一角紧靠仓库旁的一间草房里。

下乡不久,一次队里组织剥花生(做种子用),剥完的花生就堆放在仓库里。这仓库实在简陋的很,竹排墙上有一个连牛都跑的进去的大洞也没修复。队里不当回事,因为没人会去做偷窃的事。虽说生活艰苦,但那时人极守规矩。那晚,陆宝康与同一房间的叶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么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离他们太近了,就在他们房间边上的仓库里。二人说干就干,很方便地从那洞口里进去。用茶杯装了半杯花生米。为了表明这样做不是偷窃,他们想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今天拿花生一点,留下人民币2元。因为怕别人认出笔迹,陆宝康自作聪明用左手来写。这点花生如果算价钱的话,大概值5毛钱,留下2块钱可算是高价买了,他俩觉得心安。拿回来后,房间里没锅没灶,二人用旧报纸烧烧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连长宋正杨从留下纸条上立刻怀疑是他们,因为老职工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是不会酸溜溜的留什么纸条的,他俩的住房紧靠仓库,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的主要对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陆宝康干的,此事一段时间成了全队的笑柄。此后陆宝康一直闷闷不乐。

刚下乡那阵,许多知青都急于要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上进。不管是出于虔诚的信念、青春的热情或是投机的心态。总之,大气候是热情向上要革命的。当然还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陆宝康不糊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生活的要求。对那些热情上进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认同,又不想去投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这些个人的理想同现实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于是,在连队这个劳动集体里,陆宝康慢慢地同大家疏远了,变得不大合群。他变得忧忧寡欢起来,在集体里显得另类。每天的劳动都去,慢慢地干,没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给人的感觉有点出工不出力。

同时,他有一个可以收听到短波的小半导体(那个时候算很不错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听国外的电台,学学英语。也许是国外电台广播的东西同他个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慢慢地深陷其中,并按照广播里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规矩地写着:寄香港xxx信箱。信里他谈了知青生活,说是实在太苦了并留下了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还夹寄了一张半身照片(也有人说他信中要求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年头这叫“收听敌台”,是一条罪名。这封信怎么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转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手里,安全部门满当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谈话下来,觉得怎么也不象个阶级敌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知青,天真幼稚,真真是没事找事干,让他们白忙了一场。他们失望而不满地走了,临走仍下一句话:免于处分。

免于处分并不等于没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听敌台的名声算是众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未公开处理的坏分子。

(三)

日子就这么艰难地熬着,期间,有人通过关系、权利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很容光而幸运地走了。每一个脱离农场的人都给陆宝康带来失望和痛苦的感觉。对于这个强大的社会机器来说,陆宝康觉得自己渺小和无望。人也变的越加孤独和自闭。

对于陆宝康,同队的北京知青刘玲最近写的一本书《最后的绿岛》是这样描写的:据我所知,冯宝康(作者将姓改了)是个半疯,除了干活儿还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疯疯癜癜,不着四六。冯宝康性格极为内向,在我影象里,这些年来好象从没听他说什么,连家长里短的闲话,他都不说。(244页)原分场保卫干事陈仲贤在《殇逝》中这样描写的:沉默,少言寡语,埋头学英语,收听境外广播,不与人交往,有时还会自言自语,自己痴笑,完全沉湎于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勐龙记忆》425页)

对于陆宝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问题,我问了潘根发,潘根发说:“没有,绝对没有。那时我们俩常交流学英语的体会,陆宝康还用英语背老三篇。”

总于有了一次机会,75年农中缺英语老师,有人提到他,场部领导也曾有打算调他去,他英语完全是自学的,当时农场里有几个人会英语呢?他觉得这沉闷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苦了多年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脱离单调粗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么一点边。他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又不会去做一点背后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谁知,此事竟不了了知。我想可能与他“收听敌台”有关。反正最终没有调成。可想而知,此事给了他多大的打击,他仅有的一点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满足。得知当不成老师后,他闷在房间里一个星期,竟几天不吃饭。

(四)

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上台后既大手大脚地干了起来,谁知这么一来就与文革中产生的东西发生了冲突。毛泽东不满了,他不能容忍邓小平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等人又常常告状。于是在75年11月全国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按理这最上层领导的斗争与小老百姓沾不上边,何况云南农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紧跟国家政治形势方面农场当官的一点也不落后。因为这批人本来就是靠政治斗争上去的,对政治敏感的很。于是上情下达,步步紧跟。每个连队在劳作之余均要学习报纸文章,山墙上总有大标语同中央的政治运动保持一致。陆宝康所在的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也不落后,除了大会学习外,还特别规定了每个班组写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陆宝康所在班的副班长武庭俊是一个69届的上海初中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实际读书也就在小学水平。班长干活一般,写个什么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他也懒得写,谁知道什么“左倾”、“右倾”的。于是想到了陆宝康。陆宝康虽说干活不行,但毕竟是老三届,平时不声不响但喜欢看点书。班长叫他写,陆宝康推脱不掉,于是一挥而就写了整整三张纸,写完后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长的要求下,三天后贴在了进连队路边的山墙上。那么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呢?据潘根发回忆: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里,潘根发突然发现了同一个连队,且是同一批去云南的陆宝康。于是又惊又喜地上前:“哎?!你怎么也进来了。”陆宝康憨笑了一下说:“我也不晓得,队里反右批邓,班里要写批判稿,班长不会写,叫我写,我不肯,他们来劝我,我就写了。我也没有写什么,只不过把我自己想法写上去,我认为邓小平也没什么错。他们就把我弄进来了。”

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76年初的一个早上三四点钟吧。上海知青xxx懵懵懂懂的提着马灯去伙房烧早饭,当他走进伙房时,突然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提起马灯一看:标题是“XXX……”内容也没细看,但见下面著名是:打猫战斗队。一看到这几个字立刻把他吓得不清,谁都明白这“猫”即是那“毛”。那年头这相当于反动标语,搞不好要杀头的。于是提着马灯直往副指导员家奔去,副指导员从睡梦中被叫到现场,将大字报拿下卷起。第二天由指导员赵家才带着“罪证”向场部报告,很快就查明是陆宝康写的。事后场部保卫干事xxx去连队,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笔和墨汁。陆宝康被带到场部拘留。案件重大,场部立刻向总场报告,总场也觉的事情严重,于是向洲公安局汇报。最后这事直接由洲公安局出面将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对于大字报的内容询问过当时保卫干事陈仲贤,据他回忆:那么多年过去,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应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像是为邓小平说好话。主要问题是出在落款“打猫战斗队”这几个字上。

几个月后,为了这一张大字报,陆宝康的判决下来了。据潘根发回忆,判决词的基本内容是: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改造,思想反动,反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方针。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邓小平鸣怨叫屈,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天安门广场事件遥向呼应。(指76年4月5号天安门广场事件)但念他是知青,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无直接联系,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上报死刑,云南省高院未批准)

判决后约半个月被押送到普文劳改农场5队服刑。

(五)

普文劳改农场5队离小镇大约也就十分钟的车程。高高的围墙把6、7百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下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关在了里面。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后,西双版纳到处传说要有地震发生,人心惶惶,各单位纷纷搭防震棚。说是棚实质上就是用简易材料搭的一个人字形屋顶,下面一长排通铺,四面透空。好在这里天气热,晚上睡在棚里也不觉什么。当年我在农场时就在这样的抗震棚里睡过一段时间。劳改农场虽说关的是犯人,但关乎到生命的事同样不能马虎。5队的防震棚就搭在里面的空地上,棚顶铺的主要材料是废弃的甘蔗叶子。

76年10月3日晚上9点,全体犯人同往常一样列队集中在大操场上点名,7百来号人一个一个点过去,被点到的人大叫一声“到”。

“陆宝康”,无人回应。

按规定缺人得重头再来点起。第二次叫到陆宝康依旧无人应答。人们不满了,此时,只见陆宝康双手提着裤子没事一样从里面走出来。

“你干什么去了?”指导员埋怨地高叫着。

“我拉肚子。”陆宝康微笑地说,对此人们没法。当晚无事,象往常一样时候一到人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防震棚的通铺上睡下了。但靠近门边的一位40来岁的犯人却没有睡,他的铺同陆宝康的铺位相差大约有7、8米远。这看去不声不响的犯人对陆宝康今晚的表现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隐约有一种预感,觉得可能会出什么事。他从心里巴望出事,他想立功。他蜷伏在床上,假装睡觉,耐心地等待着。

76年10月4日凌晨2点半左右,夜空里一片寂静。通铺上犯人都睡的死死的,惟有那中年犯人依旧眯虚着眼睛等待着。

此时陆宝康从床上爬起来了,他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下床。他从通铺下面地上这一侧爬到通铺的那一侧。中年犯人看到了这一切,也悄悄地下床跟了过去。

爬到对面后陆宝康站了起来,防震棚的斜屋檐只到他的胸口高度,广漫的天空上星星闪烁。陆宝康伸手在枯草般的斜屋面上点火,火慢慢地燎过了甘蔗叶的须毛,可能是夜空中有潮湿的雾气影响,火并未串起,一会又熄了。严格来说他只是作了点火的尝试。

陆宝康看着这一点一点慢慢燃烧的微微的火苗,我不知道他此刻想什么,他也许觉得自己很怨,积压在心中的怨气需要这样的发泄。也许他只是一次梦游,谁知道呢?

突然陆宝康觉得脑袋被后面的人狠狠地打了一下,接下来是拳脚齐上,中年犯人一边打一边大声叫唤。陆宝康倒在地上,又有犯人冲上来施展拳脚,整个工棚内顿时乱作一团。

突然爆发出强烈的骚动声惊动了岗亭。看守立刻将探照灯打开,耀眼的白色的光束从高高的小塔楼上直射下来。所有的犯人们都被惊醒,军人们荷枪实弹,管教人员拿着钥匙慌忙打开铁门冲了进来,其余犯人看热闹似的也跟随其后。

狭小凌乱的防震棚里,几个壮汉正在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

“干什么,干什么,都别动!”指导员大声吼道。

“报告指导员,这狗日的放火烧房子。”中年犯人抬起一张古铜色地脸得意地说。

持枪军人列队冲了进来,所有犯人被赶到二边。

“拉起来!”指导员严厉地叫着。

躺倒在地陆宝康被几个犯人拖起: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脸上已是青一块紫一块,眼角肿起,鼻孔流血,赤膊的上身黏着血迹和灰土,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也许是被几个一涌而上的犯人打蒙了,他没说一句话。

“陆宝康?”指导员心里念着他的名字。

“哪里烧的火?”人们纷纷问,因为这里没有看到被烧过火的迹象。

“在这点。”中年犯人自豪地领着大家钻到防震棚的外侧,在离檐口大约一米处的斜坡位置处,人们看到了大约有面盆底大小的一块屋面呈微焦糊状。

指导员板着脸回到工棚对着陆宝康大声吼到:“给我铐起来!”

看守军人立刻给陆宝康手腕铐了一副手铐,在手臂上又加了一副手铐,脚上铐了一副12公斤重的脚链。然后将陆宝康推搡到大门右侧的紧闭室里。

禁闭室是一个宽1米2,长2米,高1米5(包括混凝土顶板)的大石块砌“房子”。房子阴暗潮湿,墙壁的石头面上粘着一块块绿色的青苔。里面仅有一长块高出地面大约20公分的台阶算是“床”。没有被子,只能和衣而睡。旁边是一个无盖的木粪桶。禁闭室共有二道门,里面一道是木门,木门上仅开有一个小圆孔,圆孔小的连一个碗都伸不进去,(那时的碗是一种搪瓷碗,形状象小盆,不象现在城里人吃饭的那种小碗)外面再加一道上了锁的由铁管和铁条做成的门。

防震棚里人们还未散去,只听到中年犯人在夸夸自吹:“我早就知道这小子要不干好事,我一直没睡在注意他,果然半夜里见他起来,从床底钻出去……。”

此时离陆宝康关进来也就半年多时间。

(六)

76年10月4日陆宝康被关进禁闭室,三天以后,“四人帮”倒台,这标志着文革以来推行极左一套的做法有望结束。然而,事实上社会的列车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惯性地向前冲。因此,陆宝康的命运毫无改变的迹象。

在禁闭室这狭小的空间里,陆宝康不能站立,只能蜷缩在一边或和衣躺在水泥地上。吃饭时,自会有人从门上圆洞里送进来,而排泄就在里面的一个木桶里,满了,由陆宝康本人把它拉到厕所里倒掉。由于长时间关押,陆宝康连这木桶都拖不动,每次都需要其他人帮助。人们嫌他,都不愿帮他。夜里他就倒在这水泥床上,无盖无垫,也没灯。如果说它是“室”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洞”更贴切。这期间无人来探望他,他的上海亲人在几千公里之外。只有潘根发过段时间从木门小洞口里扔二包烟进去。

77年4月8号,既陆宝康在“洞”里关了约半年时,普文劳改农场5队的大门口开来了二部车,一辆是解放牌带蓬卡车,车斗二侧站立着荷枪实弹的二排军人,约15、6人。另一辆是西双版纳洲公安局的吉普车,车里坐的是洲公安局予审科副科长和二名警官。车子就停在大门左侧。

指导员派人打开禁闭室门,陆宝康被提了出来,他的细细如干柴的手腕上拷了一副手铐,脚上是脚链。此时的他长发披肩,胡子长到胸口,皮肤白的有点透明,身上散发出酸臭味,弱不禁风。照潘根发的形容:活象个鸦片鬼。

指导员叫来会理发的犯人几下就将陆宝康剃成了一个光头。

禁闭室里有一个簿板箱子,那是陆宝康当年下乡时在上海凭证明买的,里面装着他下乡七年多的财产:几件衣服和一些自学英文的书,还有几本范文谰的中国通史。既然离开禁闭室,箱子当然要带走。箱子大概有二十多斤重吧,陆宝康一人无法搬,由潘根发同他二人各抬一边,箱子上放着是他吃饭用的搪瓷碗和调羹。

靠近大门处地面有一个大约60公分高差,陆宝康无力抬上去,箱子碰到台阶,碗晃动着掉下被潘根发接住。调羹掉到地上,陆宝康要去检,潘根发急了:“撤娘的,头都没了,还要什么狗屁调羹。”潘根发一看来头和腔势就知道不好,完了,“板敲洞”(上海话,肯定枪毙)。陆宝康则没一点感觉,他哪里知道没几天活呢?要知道还要箱子干什么呢?他以为转地方。对潘根发的话,由于陆宝康生过中耳炎,也没听清。

看着陆宝康的那木木的神态,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竟一点不知。作为一同去农场的知青,潘根发心里很不好受。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潘根发谈及当时的情景,感情依旧有点激动。

陆宝康被人扔上了汽车,跌坐在车斗中间,面朝车尾,两边是站立的雄姿勃勃的持枪军人。陆宝康艰难地、神情恍惚地举起一只带着手铐的细细的手,对着潘根发腼腆一笑,轻柔地说:“小潘,再会了。”此时潘根发不顾军人的阻拦,一把拉住车拦板说:“小陆,再会,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了,你放心,你借给我的书(范文谰:中国通史第三册)我一定会送到你家里。”

5天之后,既77年4月12日,陆宝康在景洪郊区三塔山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纪念被关进监狱一周年,放火烧监狱。

三天后,4月15日是西双版纳傣族人的泼水节,景洪街上到处可见欢度节日泼水欢笑的人们,象角鼓那稳稳地节奏彻夜回响。而八年前那举着红旗一路高歌的“阳光男孩”,三天前已脸朝地永远地倒在了这片他不爱又无法逃离的红土地上了。

知青分散在各个大山凹里,没人传达这个信息,看来也没必要让知青知道,死就死了呗,不就死个人吗?这样的人被枪毙太正常了。知青们也自顾不暇,各人都为自己将来担忧,想回城的不满情绪在酝酿着。

普文劳改农场里,指导员用云南话在大会上说:“都给我听好了,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和政府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是没有出路的,陆宝康都知道吧,枪毙了!枪毙那天我去了吗,怎么样?照样尿啦、屎啦都下来了。”

我相信指导员没有瞎说,如果是这样,只是说明陆宝康不想死,怕死,死亡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想活,他才26岁……。

后记:

1.本文主要采访人潘根发,上海知青,1968年12月到农场,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71年3月调到一分场工程连。76年与陆宝康同在普文劳改农场5队。现住在上海闸北区。2007年5月16日晚第一次采访,地点在叶铁淳家。参加人有:叶铁淳、周公正、曹明理、王亚锐、潘根发、王强。2007年7月第二次采访,人员同上,地点在华灵路,渝味餐馆2楼包房。

2.对于枪毙人地方,我问了原15分场保卫干事老杨(退伍兵,上海知青顾秀珍爱人),老杨用浓浓的云南话说:“晓得,以前都在三塔山”。我弄不清楚三塔山在景洪郊区那一边,我想这地方现在肯定不会再枪毙人了,搞不定已开发成旅游景点也晓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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