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土改时期的血腥
土改和反右我都遇上了
内容简介：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几十万人，这个帐严格说来应当算在邓小平门下，因为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该文记述了四川土改时期的血腥状况，讲述人不仅全家在土改时遭到迫害，反右期间他再被打为右派。
讲述人：刘雨涛（1923年生）
采访、记录：谭松采访
时间：2007年2月2日
地点：四川省广汉县
一
我出身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一个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明末清初，我的祖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四川（注：古麻城的孝感乡在如今湖北省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我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年轻时是打长年（长工）出身，他在一个姓高的地主家干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儿嫁给他。我高祖这个人很勤奋，也很老实。
我们沾高家的光，就这样起家（以前家里瓷碗上面还有“高”字）。到我曾祖父和祖父时，家里就有点钱了，但是祖辈们一直都保持勤劳的本色，我爷爷就打长年，到80岁了还在操田——放水灌田。
“解放”前我没有呆在家里，在外面读书。1940年春，我考上了四川省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时，我很喜欢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认为现代中国很需要具有哲学思想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我以北宋理学大师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43年秋，我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指导我的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还有著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后来很不幸，文革时他是四川大学的教授，红卫兵把他胡子剪了，斗争、殴打他，我见他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红一块，身上有没得伤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土改时我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我父母被抓起来关到大队部，说我们家做了很多违背农民利益的事，要赔偿——赔20担米。当时一担米是320斤，值200元，20担米就是6400斤，4000元钱，父母赔不起。我被从学校叫去，我刚说一句“农民弟兄们”，马上就被打断：“不准喊‘农民弟兄’！要喊‘农民老辈子’。过去你喝农民的血汗，农民供养你上了大学，农民是你的老辈子！”我只得喊“老辈子”，并答应赔钱。当时教师工资是200斤米一个月，我根本赔不起。我妻子很好呀，她把她的100多个银元，还有金戒指、金项链等等全拿出来折成价，再加上亲友们寄来的钱，才把这4000元钱交清。
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压榨钱。他们把父亲吊起来打，双手吊爪了（即扭曲变残）；母亲也被吊打，她的右手遭吊脱臼了。土改工作队挑动农民斗地主，鼓励农民动手打。工作队的那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农民就是他们的帮凶。
我有个妹妹高中毕业后在崇庆县料场（音）小学教书。那天，农民武装队背着步枪，押着我母亲到料场小学找我妹妹拿钱。她的手是被吊断了的，一路走一路呻唤（呻吟）。刚到那儿，农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母亲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没得钱给她，母亲又被押回来。回来后，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绝望，已经没得钱了，交不出还要吊，还要打，怎么办？
我父亲关在大队部，每天是我妻子提个篼篼（篮子）去给他送饭。“解放”前我们家乡的老人，婆喊媳妇是喊“女”。那天母亲说：“二女，今天你不要给爸爸送饭，我去送。”天快黑的时候，母亲提着篼篼出去了。她穿过几块胡豆田，到了小河边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绳子把自己的手腕绑住，另一头系在树枝上，然后身子翻过来，将头埋在水里，强迫自己呛水而死。她用绳绑住手腕，是怕水把尸体冲走。
后来他们放了父亲，我们全家被赶出来，迁到河边上一个农民家里。
二
再说个事，是我亲眼目睹的。曾国藩当年曾有四大弟子，其中之一叫黎庶昌。黎庶昌曾在多个国家担任公使和参赞，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黎这个人特别喜欢书，也特别喜欢买书。他在海外十分注意搜集已在中国绝版或失传的中国古代典籍。他一生搜集了善本书共6000多册。黎庶昌后来曾任重庆道台，相当于今天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最后他终老于成都。
黎庶昌去世后，他的子孙打算将他的藏书出售。他们找到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彭举（云生）、历史系教授蒙文通和叶秉诚等人商谈。蒙文通他们到黎庶昌的寓所参观了全部藏书，认为很有学术价值，书又很完整，但是以他们的财力，最多只能购买十多二十部，这样就会使这套书残缺不全，丧失了它完整的学术价值。蒙文通提议，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书家，将这套书全部买下来。
不久，崇庆县一位大绅龚泽浦到成都旅游。龚既是崇庆县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也是酷爱藏书的文化人，他与彭举和蒙文通教授都有交往。经彭、蒙、叶三人的说合，龚泽浦以3000个大洋买下了这套书籍，并搬运到崇庆县中南街他的家里。
这套书我见到过一次，那是1947年7月。当时彭云生、蒙文通等著名学者到崇庆县讲学，他们就住在龚泽浦家里。我在聆听了蒙先生对经学的讲解之后，又到龚泽浦家向蒙先生进一步请教。在那儿，有客来拜访蒙先生，说到某一部书，龚泽浦就从书库中取来一个长方形木匣，其中藏有十多册书。这正是黎庶昌从日本带回来的一部善本书，每册书上都有明清两代名人鉴定的印记，十分珍贵。
“解放”后搞土改，龚泽浦被抓起来，要他交钱退押，龚泽浦交不起，说钱都花销了。交不起就打，打了后他回家用药酒擦身；第二天又打，又用药酒擦。龚没办法，只得卖书。华西大学故意卡他，只出150担米的钱。太便宜了，正常情况至少要值500担。龚泽浦舍不得，不愿意卖。这下好了，土改工作队的人干脆给他定个罪名——“恶霸地主”，并以这个罪名一枪把他打死了。龚泽浦死时50多岁。我记得清楚，那是1951年冬天。
他死后，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其中，那批十分珍贵的藏书被四川省图书馆用几辆大卡车拉走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丈夫无罪，怀璧有罪”。这句话说，你本来没罪，但如果你身上揣了一块璧玉（璧是玉中最好的），你就有罪了。龚泽浦之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三
我的伯父也是被枪杀了，他也是地主，同我们住一个院子。啥名字？刘祖宣。往事不堪回首，我都不想给家人讲这些事。共产党掌权，冤枉死了好多人。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几十万人，这个帐严格说来应当算在邓小平门下，因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正是在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他的过左政策下，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有几十万冤魂，债主就是邓小平。1997年他去世后，美国之音说邓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恶，早年（1949年前）的四个我记不清了，1949年后的四个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积极搞反右斗争（当然，毛泽东是第一罪魁）；第三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镇压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关押魏京生）；第四是1989年他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下令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总之，他继承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
1957年反右运动，在会上叫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根本没敢提母亲自杀、伯父被枪毙的事，半点都没提，我只对党要反的“宗派主义”表示了赞同。
我1950年到1952年10月在崇庆县中学教书时，学校对教师在政治上分好几个等级，等级低的，不管他们业务水平如何，都受排挤。学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师，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只因为他们是民盟成员，就把他们统统调走了。1957年我提出当年不该这样做，把这些有本领的人挤走是教育的损失，也是崇庆县的损失。我因此被划为右派，说我要分裂共产党。我说：我一个书生，关心教育，我咋个分裂得了共产党？幸好我没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我就会被划成极右，以后那几十年的日子，就会更悲惨了。
采访后记
半年前，从刘雨涛先生的儿子刘绍坤那儿读到《刘雨涛文存》和他的专著《山海经与三星堆文化研究》，同时也听说了他家在土改时的不幸。
半年后到广汉，去拜望刘雨涛先生，见他比书上的相片苍老了许多，也虚弱了许多。不过，老人思绪仍然很清晰，记忆力也好，尤其是摆谈中流露出很深厚的史学功底。
他谈起自己这一生，情绪很低沉。1957年当右派后，刘雨涛先生被从讲台上赶下来，不是到食堂劳动，就是下放劳改，当年的寒窗苦读，数十年的宝贵光阴，统统都被“改造”完了。他在《刘雨涛文存》的前言中很酸楚地写道：“我是一位没有出息的人，没有多大成就，辜负了唐君毅先生、蒙文通先生、彭云生先生等老师和前辈对我的殷切期望。五六十年来，我仅仅存留几十篇诗文和一部专著而已，实在是愧对师友了！”其实，也许正是因为学哲史的刘先生那些年少写了很多文章，他才活了下来。
晚上，同刘绍坤一块儿吃饭，他提起他一家几代人的不幸，愤愤不平：“我十来岁就被赶出学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一家三代，土改时奶奶被逼死，反右时父亲被劳改，他本人文革中被逐出校园……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刘绍坤，想起这几十年，情绪激动是很自然的。
我在采访时，刚好传来刘绍坤的儿子刘栋获得硕士学位及正在争取到美国攻读博士的消息。看来，刘家被强断了的“书香”，又有希望续下去了。
（补记：刘栋已于2007年7月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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