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风格与“中国特色”之对照

2011-11-08 10:21 作者:罗茜

双肩包、经济舱、拎行李、不走VIP通道、排队游长城……当这一切与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之后，“骆家辉”在中国引起一场地震。网民对其平民印象持高度评价的态度，而中国官方则视其为洪水猛兽。

作为美国大使，骆家辉的社会地位是很特殊的，然而他的平民印象却不为中国政府所接受，中国当局认为他的言行是与他的身份不符，破坏了中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对中国的内政的粗暴干预，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如果不是美国大使而是其他国家的大使，应早已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了。

这位美国前商务部长赴北京履职前在西雅图一家星巴克买咖啡和北京机场亲自取行李之事被抓拍之后，引起中国网民热议。《光明日报》旗下的光明网也发表了《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文章，文章称“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以及热烈欢迎的豪华排场、全家拎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的骆家辉给“中国的官员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文章说“这个华裔的驻华大使是为了美国而不是全球的整体利益而来，华裔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吸引全世界华人的目光而召集民意，可以使他能够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亲和力，而又谁知道，这恰恰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动乱的卑鄙用心呢？”“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了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众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藉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盘算。”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也发表了《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评，文章称，美国新驻华大使骆家辉受到的关注，大大超过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除了他对中美贸易和两国其他关系的态度，他个人“生活秀”激起的一轮更热烈也很刺激的讨论。文章说：“从骆家辉一方来说，他应有意避免自己成为中国舆论的这面‘镜子’。实际上他有意无意地做了配合，或者处于个人的偏好，或者出于美国驻华使馆‘新的使命’，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国舆论中的‘廉洁秀’，尽管他最清楚，他并没有中国互联网上宣传的那么‘朴素’。”

接着骆家辉9月份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对其发难，骆家辉又成为舆论焦点，芮成钢认为现在美国很穷，穷到大使要坐经济舱，芮的理由很简单：一是目前美国向中国借了很多钱，二是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况且越来越多的世界第一正在中国被创出，三是中国官员出门是要坐商务头等舱的，美国官员也应是一样，不能搞特殊化去坐经济舱。当然也不排除芮成钢话里隐含怀疑骆家辉有不良政治目的可能性。殊不知，芮成钢是否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GDP世界第一，是中国的二倍多，而美国人口不及中国四分之一，美国是借了中国很多钱，但芮成钢忽略一个社会常识，就是在银行存钱的往往是穷人，还能够在银行大把借钱的往往是富人，借钱的美国比中国要富得多，另外美国民众也远比中国民众要富裕。中国所创造的世界第一中也包含了环境破坏、资源破坏、人权破坏等等消极因素的第一。也不知芮成钢是否知道美国政府官员出差是全都坐经济舱的？诚然，芮成钢的言语不单是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中国官方的。

2011年10月12日骆家辉开始上任两个月后的首次上海之行，在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中依旧延续“平民”路线，又一次遭到中国某些媒体的对其“不务正业”的猛烈抨击，而骆家辉本人也似乎感到很委屈：“对于近来媒体对我的关注，我感到很荣幸，但完全出乎意料，但这并非是可以安排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轻松而不正式的人。但我们没有办法隐蔽着做这些事情，购物以及带孩子逛公园，没法不让公众看见我们。”“我当然是专注大使的职责”。他在上海金洲小学和师生们在学校的实验田里一同收割青菜及为新一季蔬菜播种，谈及中美教育的区别，他说美国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应用已掌握的知识，应对新问题、新形势。这也是美国教育体系对全球学生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骆家辉大使上任已有两个多月，也许当初奥巴马总统派他出使中国时，以为他这张华裔面孔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转机，没想到事与愿违，他这张面孔并没有给中美关系带来多少好运。然而，从另一方面讲，骆家辉的言行却无意中给被虐待和被侮辱习惯了的中国普通民众开启了一道认识中国政府黑暗的缝隙，他的言行向中国百姓清楚地表明了在美国人眼里只有一个观念：即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民是官。这使长期抱有优越感高高在上的中共官员感到恐惧，唯恐百姓觉醒，不再愿受其奴役，动摇其统治根基，但是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想法又不能说出，于是乎，中共媒体大肆叫嚣骆家辉是对“优越的中国特色”的挑战，企图扰乱中国社会秩序已达到破坏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就是骆家辉大使真正的使命不是来发展中美关系的还是在破坏两国关系的，骆家辉是美国安插在中国的以颠覆中共统治和破坏中国发展的一颗棋子，所以老百姓一定要警惕，不要为其所迷惑、所利用。

互联网一直流行这样一段讽刺中国政府的话：你与他讲法律，他与你讲政治；你与他讲政治，他与你讲国情；你与他讲国情，他与你耍流氓；你与他耍流氓，他与你讲法律；你与他讲法律……！短短数言描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屈辱和无奈。现在中国政府的腐吏们每天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他们没有任何道理。为了蒙蔽人民，向来以“中国特色”来糊弄人民，使之甘心听凭他们宰割。

“中国特色”是经久的话题，一直为中共津津乐道。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成也好，败也好，都可以已“中国特色”来解释。哪怕政府干出任何违法乱纪的事都不要紧，都可以用“中国特色”来证明其“合法性”。比如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者，但没有一天不在干破坏人权的事，而且越来越甚，甚至连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对这种为全世界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的行为，中共也是以“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需要”来欺骗世人。

其实“中国特色”是一个伪命题，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日本与德国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以“某国特色”为理由解释政府的违法行为纯属强盗逻辑。我们从没有听说过以“美国特色”、“英国特色”，也没有听说过以”日本特色”、“法国特色”来解释这些国家的政府违法行为。即使骆家辉在输出什么价值观念，他言行也只能证明他在弘扬普世价值观，是全球可以接受和认同的，谈不上以“美国特色”对“优越的中国特色”的挑战。所以“中国特色”是中共架在人民头上的一把血淋淋的屠刀。

“中国特色”一词起源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分析“中国特色”命题的虚伪还得从中共建国后的经济史来看。中国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有明显区别，经济总量GDP从第八位上升到第二位，但人均产值却从第八十二位退居第一百二十八位，贫富差距在今天已是世界第一。当提到GDP总量时，中国当局总是笑容满面地宣传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伟大成就，是党的“英明领导”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其实，这是中国14亿人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而产生出来的成果，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GDP总量即使居世界第一也算不上奇迹和特色，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算不上中国特色，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这已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中国特色”论一贯看不到现实问题。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况做出评估的同时，也应有全面的看法。在“形势大好”下，在GDP告诉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已弥漫到各个领域。

“中国特色”制造出来的“奇迹”一直是中共歌颂邓式“改革成功”的赞美词。但是透过所谓的“奇迹”，我们不难发现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改革很不到位，很大程度上是掌握权势的人革了穷人的命，权贵集团革了弱势群体的命。在今天由于财力日益集中化，家族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市场的弱化，经济低层人数急剧扩大，人们越来越怀疑改革的成功性。即使肯定改革有一定成功性，那么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端是改革和市场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推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容忍家族集团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国进民进”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还是做进一步改变？

对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变化，外国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平实而深刻的分析批评，但官方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

当然，肯定“中国特色”论的的确在国际上也是有的。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国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此说最早起自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被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学生的中国家长们有几人相信？奥巴马是一位对美国人们负责任的总统，针对美国问题，他不是回避，更不用“美国特色”来搪塞和糊弄美国民众，而是实实在在地承认现存的问题，激励民众和政府共同努力去克服。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竞争力，而不会真正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也无切肤之痛。

一位中国经济学者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中国学者：“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美国学者：“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呢？能置13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

“中国特色”论习惯回避问题。当问及为什么中国人均产值后退这么大，贫富差距如此剧烈时，当局就不再说是党的英明领导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成就，而是解释由于中国具有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贫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特色造成的，反正好坏都是“中国特色”的原因。试问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困难？人均产值后退与一个国家的固有的条件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地条件，为什么人均产值排位在过去比现在还居前？至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贫乏、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更是无稽之谈。

同样是华人，同样是官员，骆家辉作为华裔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相比，他散发出的人格魅力令中国百姓为之一振，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的官员们显得多么猥琐。居住在中国的华人和居住在国外的华人应该拥有相同的“华人特色”，骆家辉的品德如此高尚，如此务实、真诚、简朴；中国官员的品德如此低劣，如此空乏、虚伪、奢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道理很简单，只能从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方面找原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