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8日，山东日照，在公开接访现场，一位市民浏览信访条例。 陈为峰/CFP
2011年的一个秋日，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法律援助中心，闯进了四位来自重庆的不速之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该法律援助中心协助诱捕一位进京上访者。
“两个警察，一个司机，还有一个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示警官证，只有一封街道办的介绍信。”当时在法律援助中心负责接待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让我们给那个上访者打电话，约他明天过来，就说是提供法律援助，然后乘机抓他回去。”
就在这位同学与四人周旋之际，另一位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志愿者在隔壁房间，通过电话向指导老师汇报了情况，并得到明确答复，“你让他们接电话，这是违反程序和法律规定的。”
在和这位老师通过电话之后，四名截访者选择了离开，他们诱捕上访者的计划，未能得逞。
对于四位截访者的行为，该高校法律援助中心的老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无奈。“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温和，很低调，只是想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出一点自己的力。即便如此，也常可领略到权力的霸道。”一所兄弟院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就已经因为涉及到上访者而被令停办。这位老师说，他们目前的压力，更多还是在人员和经费方面，但若在类似的事件上介入过深过多，也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事实上，除了地方截访者的直接介入，上访者赴各高校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往往还要克服其他障碍。例如，据2011年1月1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北京大学校园内的29家复印店于当年春节前即被告知，禁止为来访者复印任何“敏感材料”。这一禁令由北京大学保卫部和燕园派出所联合发布，在一些复印店内，都可看到。
而据援助中心的学生志愿者介绍，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在对上访者的情绪进行劝慰和疏导，而非激化矛盾。“我当时就对那位上访者说，虽然你说对方是故意伤害、不是交通肇事，政府在包庇他。可从1998年到现在，你为此已经付出太多了。为自己和家庭考虑，还不如把它放下，好好生活。”
该校法律援助中心曾多次为底层公民成功提供法律援助。但每次介入案件的时候，指导老师都会仔细权衡，考虑学生自身的能力，以及案件的性质，尽量避开那些会给学校、中心和学生带来太大压力的“敏感案件”。
即便如此，鉴于当前“维稳”的大环境、以及一些地方权力机关的骄横行径，有些同学还是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空间，感到一丝的迷惑和担心。“我们是安全的，对吧？”一位学生志愿者反问到。
中国高校的法律援助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近年来得到广泛发展。1992年，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组织推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之后的199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法律援助协会”，亦开创高校法律援助先河。
此后，全国各高校的法学院陆续成立法律援助机构，一方面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为法学院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机会。但是，随着信访洪峰和维稳压力的增大，被上访者们视为救助渠道之一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位于首都北京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也面临这越来越大的压力，前述的地方截访者要求协助诱捕上访者的例子，即是一个侧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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