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旧中国”与官媒宣传上的差距

据台湾《旺报》报道，中国大陆在纽约推出“2011中国大陆电影文化周”，虽然斥资大肆宣传，但10月17日首演当天在林肯中心WalterReade剧院放映《建国大业》，竟然连一名观众也没有，即使主办单位也无人去观赏电影，成为笑谈。该电影文化周由大陆文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哥伦比亚大学和林肯中心共同推出。《旺报》说，人民网在10月19日转载《光明日报》报道，只字不提《建国大业》17日在纽约的凄惨遭遇，只说由文化部、广电总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大陆电影文化周”于17日在纽约林肯中心拉开帷幕，该“电影文化周以‘电影中国、文化中国’为主题，旨在通过放映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优秀影片，让美国民众欣赏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大陆特色文化盛宴”。但《建国大业》2009年在大陆上演之时，被爆出众多外籍演员撑起“爱国”宣传大片，网民恶评如潮，认为是“由一帮放弃了中国籍的人通过主旋律影片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实在是太滑稽了”，是“现代中国大陆电影的耻辱”。

不容否定的是，1911-1949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已经被篡改与消灭，1949年后生长的中国大陆人，不但不了解这段真实历史，而且许多人还敌视、仇恨它。百年辛亥纪念，才唤醒人们对从1911年到1949年那段被有意无意涂抹、掩盖和淡忘的38年记忆。

百年前辛亥革命的胜利，一个最古老的国度建立了一个最崭新的天地：中华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此诞生了！然而她在内忧外患下异常艰难：从袁世凯的复辟到军阀割据，从苏俄插手到共产卖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到14年的艰苦抗日，“中华民国”这闪光的四个大字，依然在地球上挺立。大陆官方一贯“教育”中国人，1949年前的中国是黑暗的“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在中共“逼蒋介石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才被迫抗日，“共产党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抗日的先锋。”然而，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写的事实。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里，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取得的成就，永载史册，光照后人。

一，政治篇：结束帝制，放飞民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敲破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120天后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的清朝入关267年来的最后一道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没有流血漂橹、尸横遍野，千年古国以最文明、最和平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此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了皇帝的立锥之地，不但袁世凯、张勋成了小丑，连那个“东方的红太阳、大救星、救世主”，也没敢再称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变，中华民国的建立堪称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国父孙中山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制定了“军法、约法、宪法”的三道治理程序。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

1928年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1931年5月5日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作为国家基本思想，确定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国家组织方法。1947年，国民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宪法》，宪法序言寥寥几句就准确说明了制宪机构（国民大会），制宪权源（全体国民托付），制宪依据（国父遗教），制宪目的（国民福祉），制宪尊严（永矢咸尊）等法律要素。宪法规定了人民平等、人身自由、居住迁徙自由、工作与财产权利、意见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权救济、人权保障等基本权利，使中国人享有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人民同样的权利。

然而，正如台湾大学明居正教授所说：“一个国家要行民主政治，首先内部要统一，不统一是不可能行民主政治的；第二，不能有一个以破坏现状为目的的反对党存在，不管叫纳粹党或是中共，有这样的破坏政党，民主就搞不成。严格地说，在国难当头、内有外患的条件下，当时国民政府无力完成真正的民主政治。国民政府只有到了台湾之后，才逐步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1911年创建民国到1949年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的38年，历经北伐、剿共、抗日，战火连天。专长研究中共问题、国际关系、中华民国和两岸互动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重温历史，也把今天看得更明白。

二，军事篇：战火铸就的民国。

面对袁世凯复辟和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回到南方建立广州政府，痛定思痛，一方面改造国民党，一方面建立军队，准备重新统一中国。这时候他得到苏联和中共的支援。当时，孙中山别无选择。但他提出条件，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必须服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于是国共一起北伐。日本眼看中国快统一了，它就难以入侵了，于是三次出兵山东，但北伐军绕过山东去打北京。日本人诱惑不成张作霖就炸死了他，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很生气就归顺了中央。两年半北伐基本统一了中国东边三分之一的领土，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随后是黄金十年，但是日本人的侵略不断。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中正从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手里收回了兵权，在国民党党内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广东势力较量中，蒋介石二次下野，直到1932年初才勉强重新掌权。当时蒋介石看到中国有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中共。

蒋介石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毕生反共，他年轻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有过一些憧憬，后来孙中山派他到俄国考察，考察回来后，他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全部破灭了，认识到共产主义绝不可行。孙中山在晚年不得已接纳了苏联，孙中山认为自己比较平和中正，用我这么博大的胸怀应该可以融化那些中共党员，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员，哪知中共党员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把国民党很多人拉进了中共，把国民党搞成了左中右三大派，令国民党更加衰弱。中共最后背弃了承诺，于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中正发动铲共，那次杀共杀得很狠，酿成国共血仇，结束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

国民党的五次剿共，前四次都失败了，有两次是功败垂成，打到一半，日本人打进来了，国民党只好回过头去打日本，一次是9.18事变，一次是长城战役，剿共直到第五次才打赢，赢得非常彻底，毛泽东就开逃，政府军就在后面追，一追追了368天，毛泽东叫“长征”，其实是长逃。当中少说有三四次，国民军眼看追上了，可以消灭中共了，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因为，当时中国只统一了三分之一，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是怎么样统一中国，所以他的策略就是赶着中共的军队走，三面包围留一路，就让你往那里跑，一跑进去他就追打进去，然后就收复云南、贵州等各地军阀的兵权、财权，拔掉当地的土官，一路统一过去。这样一路追，追到云南贵州一带，蒋介石在日记中很高兴的说：我现在找到抗日的根据地了，将来日本打我，我会丢掉东边的，因为日本太强了，丢掉时一定要有西边抗战的基地。起初他想拿云南贵州做抗日基地，后来发现四川盆地更好，最后是迁都重庆。当时国民党一面抗日一面剿共，国民党打日本时，中共就趁机进攻国民党，所以日军和毛泽东就起了实质上相互呼应的作用，国民政府就腹背受敌。

大陆一贯宣传蒋介石不抗日，是西安事变中共逼迫下才抗日的，这是弥天大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东北，蒋介石此后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他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但他同时深知双方力量的悬殊，中国军队远远不是日军的对手，1937年上海保卫战也证实了这点。两个月日本就把国军70％的兵力全部消灭，日本当时宣称，“三个月灭华”，它是有那个实力的。怎么办？为什么蒋介石迟迟没有对日宣战呢？一宣战，中国就无法从外国买到武器，一宣战，中国肯定打不过，打败了就得割地求和，卖国是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事。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抗日要想取得胜利，只能是持久战，只能融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直坚持到反法西斯联盟取胜的时候，抗日才能取胜。事实也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剽窃了蒋介石的想法“论持久战”，吹得神乎其神，其实这个观念蒋介石在1934年前就讲过了。

到了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让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围剿延安，但毛泽东用民族主义搞统战，杨虎城的太太谢葆真还是中共党员，她奉命下嫁做杨的工作，结果三家结成同盟，蒋介石以为见面能说服张学良，结果一去被抓起来了。当时最想杀蒋介石的是杨虎城和中共，但斯大林认为，杀蒋介石后，中国就一盘散沙，没人抗日了。中国一投降，日本就要打苏联了。为了保住苏联，就必须保住一个能抗日的中国，就必须保住能抗日的蒋介石。毛泽东最终不敢杀蒋介石。于是借机逼蒋介石签保证，不剿共，不打内战，共同抗日。

当时蒋介石给张学良看了他的日记，反复讲“汉卿误我大局”。蒋介石希望再拖个一两年，他说，我的中央军就在你们外面，我们一换防，中央军去打共匪，就解决问题了，你现在搞成这样，我被迫去抗日，但我们没有实力抗日，你原本不希望中国变坏，但结果让中国变得更坏。张学良看了蒋介石日记后很受感动，主动提出护送他回去。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日正式开战，一打就是8年。国民革命军好不容易统一的中国东部，一年内全部丢给日本了，政府军节节败退，一路向西撤，主力部队在山西陕西，下来到湖北往西到四川，但国民革命军也留下很多游击部队，正规军脱掉军服就变游击队。同时中共趁机发展自己的地盘。当时日本占领区变三家天下，国民政府收编中共变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但八路军和新四军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八年下来，毛泽东兵力从3万人增加到120万，民兵280万，总兵力420万，而政府军的兵力180万上下。当时中共建立统治了19个边区政府，统治一亿人，在里面征兵、抽税，完全是个国中国。中国当时四亿五千万人口，抗战中就统治了四分之一。

抗日的主要力量是国民政府军。最惨的是上海一役，打了两个月，打掉国民政府70％的军队。当时谁最怕蒋介石投降呢？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共，所以拚命逼蒋介石去抗战。蒋介石态度很明确，不能随便抗战，但一旦抗战就要一打到底，绝不停战求和。

三，教育篇：云蒸霞蔚的民国教育。

辛亥革命行动的本身，就是在启迪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民国建立之初从扫除文盲做起，人才辈出，即使在抗日硝烟中，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辛亥百年之庆典时期，又是诺贝尔奖摘果的金秋时节，然而大陆人对此早已心灰意冷；不过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中国离诺贝尔奖台并不是那么遥远。民国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若当年不回大陆，很多可能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了。

清华物理系的开创者叶企孙，“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W．布里奇曼（1882～1961年），1921年他就用X射线法获得全球最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值，时年23岁。1926年他成为清华老物理系的唯一教授，当时该系老师、职工和学生总共只有10人，他一人就给学生上20多门课，为大陆培养了首批物理人才。吴有训，1922年跟随导师A．H．康普顿攻读博士学位，成功验证了对近代物理学发展具有转折点作用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1926年回国后，康普顿因此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赵忠尧，1930年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R．A．密立根的实验室做博士论文时，他率先观测到正电子并发现反物质。两年后他的同学C．D．安德森公布了关于这一结果的进一步研究，从而获得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安德森在晚年承认，他的获奖归功于赵忠尧。还有师从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周培源，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为世界电机工程开拓了新方向的萨本栋，曾参与研制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等等。

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钱学森，晚年多次质问前来探望的中共领导：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再也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呢？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的话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是美国科学家，不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必要条件。”令人心酸的还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的一番话。他出生在河南农村，是家里的独子，1951年12岁的他只身到香港读书，这一走就成了永别，父母在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央视记者曾问他：“如果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记者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感谢妈妈的话语，崔琦却说：“我宁愿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情况会大不一样。如果我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父母也许不会饿死了。”

如今大陆人普遍认识到，今日中国科技的落后，不是经济落后，而是制度缺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一个金钱至上、急功近利的学术界，一个连诺贝尔网站都屏蔽的国度，怎么可能产生诺贝尔奖？！

民国从建立之初就首重教育，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再到1934年新生活运动，教育一直是民国的百年大计。中国直到1902年才出现新式学校，1922年出现大学，即使在14年抗日硝烟中，国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当时军队都把房子、粮食优先保证供应给学生和老师，甚至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都重视教育。1939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曾下令：“凡是县政府大楼修得比学校好的，县长马上就地正法。”据统计，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大师。比如由于日军轰炸而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译家何兆武，还有国学大师何炳棣、社会学家杨联升等等。1999年大陆建政50年之际，给23位科学家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无论是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还是邓稼先、朱光亚等，这些人基本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19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间，就有16项。

四，民生篇：国穷民富的黄金十年。

在大陆官方的灌输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

国民政府于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金陵沦陷为止，各方面建设发展被称为“艰苦建国的十年”，西方则誉为“黄金十年”。《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元。”那时上海市公安局的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而一般工人的月薪在20元左右。当时在上海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便宜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那时的物价也很低廉。1929年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外加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每块银元可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个铜板就可换一个鸡蛋。1927年的上海，14元可买一石200斤米，3.30元可买一包44斤面粉，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

在上海租房，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元；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再看金价，汉口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的12元。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月工资13元，而在1926年底国民政府为兴办教育，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中学教师的月薪多在60至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

那时的店员工资，如汉口的悦昌新绸缎局，一般在10至40元之间，一日三餐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技术工人、小学教师、护士等，月收入超过50元，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月收入一两百元以上，而教授月收入高达400元。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

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从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这南京十年里，中国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9.18，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然而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人口也奇迹般地出现了从1911年的4.1亿增加到1936年的5.3亿和1949年的5.4亿。

早在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一书，后来此书和《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在其指导下，民国政府很快带领中国人走上了黄金十年。据统计，1913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亿3082万，到1920年，增加到1759家，资本总额5亿62万元。1914至1920年间中国现代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3.8％，特别是钢铁、采矿、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1931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交通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开辟了长1万5千多公里的12条航线。

有调查显示，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1934至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世界平均为163斤，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

满清末年，国力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孙中山革命后，国力下滑至全球的十二分之一，美国今天占不到世界十二分之一，这从一个侧面看到当初中国的强盛。

五，外交篇：日本苏联对民国的伤害。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71年间中国打了十几场败仗，每一次都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大片领土不说，很多权力都被割让出去了，背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其中最明显是《辛丑和约》后，各国可以在天津北京驻军保护大使馆，那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但中华民国建国的前38年，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尽管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外交上，除了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外，在用外交阻挡日本对华侵略以及苏联暗助中共上，却是不成功的。

一战时北洋政府参战。当时西方各国回家打仗，日本趁机出兵山东，借口是日本对德国宣战，要打德国在青岛的土地。一战后中国人不肯在巴黎会议上签字，中国也是战胜国，怎么胜利了土地还被抢走了？当时各国逼中国签字，消息传回国内，酿成五四运动。后来华盛顿会议也没有真正解决日本对山东的侵入，当时各个都看到日本的侵华野心，但都无力阻止这个亚洲第一强国，1894至1895年它打败过中国，1904至1905年它打败过俄国，1914至1918它打败过德国。1922年，英美法葡萄牙比利时等签了九国公约，意思是不让日本随便插手中国，但没什么用。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把日本入侵告到国际上，告了半天，大家都反对日本，但没人敢动手制裁，结果日本更加速侵略，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1932至1937年不断在华北制造摩擦。当时中华民国的外交基本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北方苏联的力量外加其培植的中共，另一个就是牵扯中国生死存亡的日本问题。

民国政府成立后，就和列强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事，如收回内河航行权、关税协定权，自主关税等，这些都谈成了，最后谈不下来的一是威海卫，一是香港，两个都是英国占领。等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再提出建立平等关系问题，美国首先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其他世界各国跟进，1943年重订平等新约，基本上中国是平等和各国来往了，但是威海卫和香港问题还是未解决。抗战后期，日本在中国有120万日军，本土只有20万上下。在讨论怎么结束对日战争时，美国犯了重大错误，误以为120万日军会抵抗到底，苏联也不断宣称假如苏联不参战，日军打不下来等等。于是美国和苏联签下雅尔达密约。当时苏联就开条件，要将日俄战争前割让给日本的土地全部拿回来，同时还要向中国夺取利权，美国基本同意了。于是，到1945年8月6日美国丢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日本透过苏联表示想跟盟军求和，苏联压下这消息，马上全面侵华，斯大林把西欧最有经验的150万大军送到西伯利亚，声称要进入中国打日本。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丢下第二个原子弹，四天后日本投降，苏军这时150万大军分三路进来，中共这时候分七路配合苏军打东北，……。蒋介石见此局面大吃一惊：中国人浴血抗战14年，眼看胜利了，结果还是把东北给丢了。苏联那时候让蒋介石去签约，蒋介石不签，就请美国调停。美国逼苏联退兵，苏联大概拖了大半年，但退兵时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东北所有战略要地交给毛泽东；第二，把关东军的武器全部交给林彪。

从此林彪一跃而起，后来内战一打，国民政府就全面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