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打倒自己 “不落的红太阳”落了
红太阳落山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1970年11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摘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所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政权谁接班?文革谁护盘?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文革之初的1966年,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文革中期的1971年,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比文革派强。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
毛泽东欣赏文革派,特别是欣赏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官至中共副主席,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而且依附于江青,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两派之外的新贵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和汪东兴等人。
在文革中,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即所谓的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实际上是老官员、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1973年以后,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就是老官员、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获垂青华国锋步步高升
最被毛看重的是华国锋。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1955年,毛泽东看中了华国锋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从此,华国锋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文革前,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任副主任。一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1970年2月,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年8月,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华国锋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华国锋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去世以后,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提名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任命华国锋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入中枢吴德掌京师
纪登奎,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亲自指定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角”的重要棋子。中共十大上,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文革刚开始时,彭真被打倒,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督师华北汪东兴总管大内
陈锡联,解放军上将,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字辈。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大、十大上,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名符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文革开始时,华国锋44岁,纪登奎43岁,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吴德53岁,1933年加入中共;陈锡联51岁,1930年加入中共;汪东兴50岁,1932年加入中共。在文革前夕,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在中央没有根基,不属于任何派系,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和江青的权力恩怨
华国锋进京之后,对江青很尊重,关系一直不错。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汪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华国锋不表态,表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汪东兴曾经说:“现在江青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
中间势力的倾向和转变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在批邓时态度积极。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批极左。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表示:“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纪登奎表示同意,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但是毛泽东死后,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锡联左右逢源
陈锡联本来属于老派军人,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文革初期的1968年,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锡联那里担任他的联络员。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一派公子哥作风,人际关系很差。但是陈锡联却能放下身段,对毛远新毕恭毕敬。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锡联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陈锡联对邓十分尊重,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例如,1975年10月,陈锡联曾经在乌鲁木齐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长谈,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陈锡联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毛亲信拘捕毛夫人
汪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险些被毛泽东抛弃。汪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就是汪东兴亲自执行的。
毛盼文革派中间派合主江山
关于毛泽东对身后的政局安排,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毛泽东说过:“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军权难夺奈若何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没有军方强人,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就是军方支持。江青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倒刘倒林都曾调兵
从1927年就开始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毛泽东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据吴德回忆,当时叶剑英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毛泽东也说过:“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中国大陆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说:“毛泽东掌握了绝对的兵权。林彪一直调动不了北京的一个排。他知道他的军权是假的,毛泽东一直不会丢的。另外一点呢,林彪是军事家,毛泽东是政治家。军事家的那种战场的阴谋和政治家在斗争中的阴谋不能比。比如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林彪进行批判,欺骗。回去以后就暗中调换军队。等林彪知道了,没有反抗的机会了,已经处于毛泽东的军事包围之下了。”
文革派军职是虚职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份军权,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去指挥军队,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王洪文点名,许世友拒绝应声,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兵权不在影响在
1976年批邓以后,叶剑英也受到波及。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一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拿掉了他的“兵权”,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说: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军队抵制文革派
但是,毛的安排为时已晚。林彪倒台以后,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不失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不让文革派染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锡联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造神毁于神刘林误自身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在美国的作家李劫说:“刘少奇他们的智商低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低在以为‘好,你毛泽东认错了,那么好吧,你退一步,我们吹捧你。我们捧你的思想,但是我们架空你’。
“刘少奇啊,他毕竟是个小奸商嘛,他这个脑子不行啊。他以为‘我把你架空了,你就没办法了’。他搞错了。毛泽东千古一帝呀。他权力架空了,他还有话语啊。他可以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动员全国人民造你的反。”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缚的苦果。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林彪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大陆著名人士郭飞雄说:“林彪失败,概率上带有一种,基本上他是搞不赢毛泽东的。为什么?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造神,把毛泽东捧为神。所以呢,处处都是他的敌人。谁敢反对毛,没有人去认同。”
毛泽东打倒毛泽东?
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当时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未曾穷追邓小平何事欲托叶剑英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有一个判断。实际上“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毛大概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将来在党内迟早是要翻案。他说“翻案不得人心”,其实心里面他知道,翻案得人心。毛也不愿意对邓把事情给做绝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可能意识到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包括叶剑英。毛见过所有人之后,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毛泽东认定,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落的红太阳”落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红太阳终于落山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小说叫《丧钟为谁敲响》。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后来评论说:“丧钟为每一个人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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