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美国狗的人性超过中国人？

中国二岁女孩被二辆车碾过，18个人经过都没有救援这个事件的录像被全世界媒体做完新闻播放后，我没有看到很多评论。CNN的一位女主播只说了一句，震惊得无言以对。

一位美国观众可能是实在太气愤，作了一个视频节目放上youtube，把卡车撞倒孩子，中国人见死不救的场面，跟美国的一条狗在高速公路被压倒，另一条狗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上尽全力营救，最后把受伤的狗拉到道边的过程，进行比较。他没说什么批评中国人的话。还用说吗？美国的狗都比那些漠然走过的中国人有人性。

在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对那18个人的声讨当然已经是铺天盖地，痛斥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了非人地步。这些声讨当然绝对应该，但不知大家想过没有，这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吗？中国人这个人种的“人性”真的连动物都不如吗？这次从中国官方媒体到网上自发的民声，是近乎一致的对见死不救的谴责，说明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没有心、没有基本道德的，但这和19个人走过，只有一个人救孩子的事实相比，比例相差太悬殊，形成巨大反差。怎么解释呢？这种完全超出人类思维和心理承受范畴的悲剧发生在中国？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在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前，发生这种孩子被车撞了，路人熟视无睹的的情形，基本上不可想象的。但从共产党的统治开始，传统文化中的正向价值，几乎全被毁掉了，只剩下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仇恨和对他人痛苦的极端冷漠。什么伦理、道德、规范、亲情，一切都可以踩在脚下，这主要是共产党文化专制的恶果。

在这样的专制下，你用正向价值行事，就必定碰得头破血流，能撑过来，就算幸运。而欺压百姓的各级官员理直气壮地巧取豪夺，百姓只有忍声吞气；靠满口谎言可以飞黄腾达，而诚实做人则寸步难行。在这样一个价值颠倒、到处都是不公不义、虎狼当道的地方，你让“人”的心怎么成长？

那些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员们在义愤填膺地声讨那18个见死不救的中国人，在谴责那两个肇事司机时，他们有没有想过，那两个司机毕竟不是有意要压死人，这是车祸。第一个司机没有停下去救孩子当然是罪过，但是，在当今中国，就在不久前，卡车司机有意的把人压死，当局至今都不处理。浙江有个村长叫钱云会，他为村民争利益，反对强行拆迁和霸占农地，领导农民上访告状，结果呢，有证人目击几个人把他按倒在卡车底下，硬是把他压死了！这也是一个有现场录像的事件。他是接到电话，要他去哪里哪里，结果去到卡车轮子下面了。对这个明显有谋杀之嫌的事件，当局不是认真调查，反而派出大批军警，把钱云会的尸体抢走了，还把他的弟弟和弟媳都抓起来了。人被故意压死了，也就是谋杀了，尸体被抢走、家人再被抓走。那还是一个“人”的世道吗？但钱云会被卡车压死的关键录像，在中国的任何媒体都无法播出，人们只好把它放到youtube上。

再看盲人陈光诚，也是为村民说几句话维权，就被抓去坐牢，刑满释放了，还被控制，他向外界求救，结果就被当局派的暴徒殴打。连去看望他的人，还没抵达陈光诚住处，就也被打了。现在谁去看陈光诚谁就被打，中国简直成了一个黑社会！常言说，一个国家有黑社会不可怕，可怕的是警察就是黑社会。在这样一个黑社会挣扎的中国人，无论天性曾给过他一颗多么闪亮的心，最终都会被黑暗吞噬。

所以今天，当中国的媒体、网络在谴责那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时，是不是更应该谴责有意杀害钱云会、有意殴打盲人陈光诚的那些恶势力，尤其是背后中共当局的责任呢？故意凶残杀人的，难道不比那些见死不救的路人更冷血、更残忍吗？

除此之外，在当今中国，谁帮人，谁就可能有风险，被讹上。像那个已经人所共知的南京徐老太，在公共汽车站摔倒，被一个叫彭宇的小伙子扶起送医院检查，结果事发几个月后，那老太太竟赖人家推到她，告到法院要赔偿。法官竟按“逻辑推理”判案（而不是证据，彭宇还有一个证人），要彭宇赔徐老太近五万元，理由是，别人都不救，如果不是你推倒的，怎么只有你去救？有这种逻辑的法官，看到地上那个二岁女孩，会去救吗？我相信他不会。

徐老太事件以及其判决的恶劣影响，已经导致网上有人评论说，以后见人摔倒不要帮，因为“交不起扶务费！”我曾认为徐老太是个别极端现象，没想到后来居然又出一个江苏石老太。她也是跌倒，一公共汽车司机去营救，结果也被这个老人讹上，说她是被这个汽车撞倒的。好在这个公交车上有监控录像，证明这是诬告。

中国本来就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之说，再加上制度和人心的双重险恶，发生这种18个路人心冷如冰、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绝不是偶然、没有根源的。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我前一段写了十多篇痛斥前中国体操运动员桑兰的文章。她98年在美国参加比赛时摔成瘫痪，纽约一对华人夫妇照顾了她10个月，可13年过后，她来美国告他们，索赔数亿美元，说他们没有尽职尽责，当年没有帮她告美国体操协会和保险公司获得巨额赔偿；后来又“升级”告这对监护人父子“一级强奸”。她告前曾明明白白地说“这有点不仁不义”，但为了能拿到巨额赔偿，就这么毒告起来。大家想想看，一家人照顾一个瘫痪病人10个月，竟换来被告数亿美元的结果。

这个案子被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网上更有无数网民痛斥桑兰，据百度的一个网上民调，反对桑兰的占90％以上。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现象是，除了我本人之外，鲜见其它人用真名出来谴责桑兰。用真名的，反而都是袒护桑兰的，像新华社记者杨明，美国侨报副主编乔磊，还有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驻美记者陈卫华等。对这么一目了然的桑兰用谎言欺诈的案件，他们就硬是护着那个把人类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践踏贻尽的“非人类”。

我们设想，如果桑兰案今天不是在美国打，而是在中国，如果没有网络，只有中国官方媒体的舆论，再加上判南京彭宇的那个法官，那么桑兰、她的流氓经纪人黄建、她的恶棍律师海明、她的骗子证人路平，就很可能是这起巨额敲诈案的赢家。

面对如此价值颠倒、黑白颠倒，谁还怎么“敢”帮人？上海艺人周立波私下说了一句“帮人是要冒风险的”，立刻被桑兰的恶棍律师高调喊着要告上法院，结果周立波立刻躲掉了，不想为道义冒一丝一毫的风险。连这种“名人”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在如此黑白清楚的问题上，都吓到如此地步，都不想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还有什么理由不理解那些匿名谴责桑兰的人呢？

这次面对中国媒体和网民一面倒、铺天盖地的对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的谴责，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这些发出怒吼声的人，都真的亲身面临小女孩被碾倒的事件，伸出援手的比例，会是网上这么一面倒吗？现在所有高喊的人，谁都不面临真正可能的责任。

所以，仅仅谴责18个路人，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缺德、没人性”的问题。真正的解决，起码有一长（根本上）一短（具体上）的两个方案：长期的根本性解决，是结束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有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才能改变中国的腐败风气，逐步确立正向的价值。

短期措施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设立“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对此立法，叫做“Good Samaritan law”，我把它意译为“好心助人免责法”，就是用法律方式保证，给他人提供帮助，不会被讹诈，以此保护见义勇为者，从而鼓励更多人伸出援手。

但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必须是中国大环境的改变，是政治制度的改变。我曾在“三个链条捆死了中国”的文章中写过，在“制度—文化—人”这三个链条中，最直接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改变（专制）制度，然后改变（党）文化，最后在人道主义文化土壤中，才能“长出”更有人性的中国人。所以结束中国的独裁制度，应是当务之急，也是前提条件。

黑暗的社会绝不可能带来光明善良的人心。所以，结束专制的黑暗残暴，才是终结中国人兽性的开始。（caochangqing.com）

2011年10月20日于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