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大作战
如果要谈我的家庭在我儿童时期给的帮助,那么该谈论的应该是家母,而不是家父。我父亲实在太忙太累,回家通常没有多余的力气管我,因此帮我看功课,问我学校好不好,安排学什么才艺,这方面是全权交给母亲负责。
然而,有几件父亲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我倒是印象深刻,一直忘不了。
“叮咚──”星期六的下午,我家的门铃突然响起。那一年,我大概十岁左右。
打开门,一对忧愁的中年夫妻就站在我家门口,是找我父亲的。
“请问您们是哪一位?”他们回答是病人的家属。我关上门,傻乎乎地扯开嗓子往屋里叫:“爸!家属找你!”
老爸轻轻地开房门,张望了一下,皱着眉头,食指放在嘴唇上做“嘘”的姿势,压低嗓子说:“不要那么大声啦!你去跟他们说爸爸不在,快去!”然后又偷偷摸摸地关上门。
原来病人家属算是不速之客,于是我走回玄关,打开门,挤眉弄眼做出抱歉的表情,“对不起嗳,我爸爸不在家。”配合一个虚伪的傻笑,心想:哼!道德洁癖的老爸竟然怂恿我说谎!
那对夫妻对看了一眼,有点为难的样子,然后由太太开口:“那,小朋友,可以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爸爸吗?”手上拿了一袋看起来很贵气的礼盒。
“不可以喔,不好意思,请你们再跟他办公室联络好吗?”这是我被教导的标准答案。
就这样推托了两三回,本来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他们坚持得很,依然不肯离去。就在僵持不下之际,那位太太见我死都不肯开门,心里一急,竟然就地哭了起来!
我的天!小孩在大人面前哭是稀松平常,大人在小孩面前哭到泣不成声,这是哪一门子的剧情啊?我完全傻眼,慌了手脚。爸爸妈妈教我不可以随便开铁门,可没告诉我如果客人掉眼泪该怎么处理。
她扶着铁门,声泪俱下地说,孩子生病住院,现在把命都交给了黄大夫。他知道黄大夫很清廉,坚持不收红包,可是做父母亲的实在担心难受,彻夜辗转难眠,希望黄大夫能收下这份心意,让他们心里平安一些。
就在脑袋一片空白,半推半就之下,礼盒莫名其妙的就到了我的手上,这对夫妻鞠个躬,就下楼了。
我像个战败的士兵,拎着礼盒走回屋内。父亲从房门出来,看到我拿了东西,勃然大怒,叫我立刻追出去退还。我试着解释当时的状况,他完全不想听,把我推到门口,命令我没有还给那对夫妻不准回家!
抱着一肚子委屈,我穿上球鞋,拿着那不知道是什么的礼盒,在街上狂奔,一路追到了巷口。
运气很好,我就在隔一条街看见那对夫妻的身影,一个箭步冲向前,顾不得刚才谎称父亲不在家的事,告诉他们爸爸要我不可以收,请拿回去,不然我会回不了家。这对夫妻可能见我狼狈的模样,竟然破涕为笑,接过了袋子。既然任务达成,我赶紧一溜烟地跑走,结束了这场送礼闹剧。
回家之后我还满生气的,心里抱怨,只不过是个礼盒,老爸有必要这么夸张吗?他自己还不是偶尔会带水果礼盒回家。
长大以后,我才粗略明白一些过去台湾医师的红包文化。原来以前看病,家属是要送礼到医生家里的。红包直接拿来拿去不好看,会藏在礼盒底层,打开了才会看见。
我父亲原则是:如果病人还在住院,他一律不收礼;病人若是已经出院,家属送礼物到门诊,他一定马上拆开,红包当场就退还。这也不是谁定的规矩,只是无愧于良心,荣耀归于上帝罢了。
现在很少人看病会送红包了。就算有,也可能是不怀好意,一旦医疗上有疏失,收红包的医生很可能会被送上法院。然而,除了医生之外,看看商场,政坛,到处都有收回扣的肮脏事,这跟医生收红包,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虽然有人因此而坐拥金山,却也不乏晚节不保,锒铛入狱的例子。
感谢父亲,那一场儿时的红包大作战,给了我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良心原则。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不管后来我有没有当医生,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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