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官员放高利贷的钱哪来的？
温州永嘉商界女强人施晓洁出逃并迅即落入法网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焦点。
温州永嘉商界女强人施晓洁出逃并迅即落入法网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焦点。
她从事的职业是开担保公司募集高利贷，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
9月21日，她和丈夫携款潜逃，后被当地警方抓获。她的涉案金额可能高达13亿。在民间金融最活跃的温州，发生类似案件令人扼腕，但却也可以理解。麻烦的是，随着案发后多名债主到顺吉集团追讨欠款，一批放高利贷的公务员随之浮出水面。
媒体披露，据估算其中八成债主是公务员，有的级别很高。而由于身份特殊，这些债主都只想“低调”处理回收资金，更不愿意诉诸法律将自身资金曝光。
如此巨额“官银”的出现使人不禁浮想联翩。其中多少是自有合法资金，多少是贪腐黑金都有赖当地警方调查求证。
但按照更普遍的运作模式，由于民间高利贷处于非法运作的灰色地带，多立足于人情社会积累的信任感，在亲朋好友之类的熟人之间展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也为依法查处增加了难度。自然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在这场不见光的游戏中，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官员通过为房贷公司办事获取放高利贷的机会。这比一般的钱权交易更有技术含量。背后潜伏的一个更大的秘密是：官员由于地位身份特殊，更容易募集到更多的閒散民间资本，成为其上线，其“保护伞”作用和融资
她从事的职业是开担保公司募集高利贷，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
9月21日，她和丈夫携款潜逃，后被当地警方抓获。她的涉案金额可能高达13亿。
在民间金融最活跃的温州，发生类似案件令人扼腕，但却也可以理解。麻烦的是，随着案发后多名债主到顺吉集团追讨欠款，一批放高利贷的公务员随之浮出水面。
媒体披露，据估算其中八成债主是公务员，有的级别很高。而由于身份特殊，这些债主都只想“低调”处理回收资金，更不愿意诉诸法律将自身资金曝光。
如此巨额“官银”的出现使人不禁浮想联翩。其中多少是自有合法资金，多少是贪腐黑金都有赖当地警方调查求证。
但按照更普遍的运作模式，由于民间高利贷处于非法运作的灰色地带，多立足于人情社会积累的信任感，在亲朋好友之类的熟人之间展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也为依法查处增加了难度。自然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在这场不见光的游戏中，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官员通过为房贷公司办事获取放高利贷的机会。这比一般的钱权交易更有技术含量。背后潜伏的一个更大的秘密是：官员由于地位身份特殊，更容易募集到更多的閒散民间资本，成为其上线，其“保护伞”作用和融资能力自然会受到担保公司青睐。
官员之所以积极挺进高利贷领域，首先是受到巨大利益诱惑。据悉，温州民间借贷资金利率在24%到140%之间，最高的年息达到140%以上。如此超高利率显然远远政策规定的4倍于同期银行利率的上线，甚至构成金融犯罪。但由于官员不是最终的操盘手，因此一旦闹出事端，反而能以受害者身份怒讨公道。
这暴露出两个制度缺失：一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导致其收入不公开，因此很难甄别其从事高利贷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二是我国目前对党员干部经商炒股等行为有明确禁令，但对于其从事高利贷却在制度上严重滞后。在民间金融发达的浙江省，目前也仅有江山市出台了《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但由于缺乏配套法规，真正实施起来谈何容易。
于是，官员利用高利贷实现变相权力寻租竟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缺乏合法出路的双重困境产生的叠加效应。
尽管中央不断出台利好政策，各大商业银行甚至推出了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但出于控制风险考量，加上效率低下，手续复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未获根本缓解，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央政府收紧银行信贷——5月就少贷出1000亿资金，无疑受冲击最大的仍是缺乏政策、资源优势的中小企业。
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缺乏正当合法的融资渠道等原因，温州企业居然出现了三天一跑路五天一命案的现象，令人无比痛心。
在浙江，保守估计，沉淀的民间资本至少在1万亿以上，其中不少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充当了炒房主力军，后又因炒作大蒜、绿豆等农产品备受诟病，但更多的扮演了洗劫实体经济的高利贷。
这一方面暴露出监管能力和手段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金融缺乏法治的规范和护佑。一部《民间信贷法》热议了16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难产，背后是混乱无序的高利贷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
民间资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与公务员合作，并被中小企业广泛接受，是在提醒所有人：民间金融该驶入法治化轨道了——与其被权力暗中寻租，不如体面地成为企业的效益和国家的税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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