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被中共匪帮以领导名义垄断。中华民国沦陷地大陆，被改造成为战天斗地整人为乐，压制文人言论自由的思想部落酋邦；遗留在大陆的五亿国民，被从土改开始的系列政治运动改造成空有“公民”和“人民”名义的政治奴隶与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活鬼。跳出斗争辩证法的“鬼辩思维”陷阱，复兴儒家中庸之道很有必要，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克己礼让中与人平和相处。中华国民在大陆复国并非回归皇帝制，而是创建联邦制的中华民国或中华共和国。三退复国目前最重要，五亿人合乎天意。三退是心灵起义，被活阎王管制党文化变性的活鬼学做人，唾弃苏联式极权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国的政治匪帮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放声吼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宣告了黄河、长江两岸由炎黄而华夏再汉族的中国人最为不幸的日子来临。正如中华民国蒋中正在1920年代所预言：中共在大陆掌权将使中国人堕落到18层地狱，真是一言成谶。中华耕读乡绅、抗日军人、工商老板、学校教师等国民被分期分批改造，工作队员枪毙父亲、义兄杀义弟、师生揭发、夫妻反目，成为批斗整人造谣的人间活鬼。
中共拿民主骗人，以“领导中国”的名义垄断政权，把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成它的身体，大陆政府官员、警员、军人、法官等全都沦落为中共乱党邪教的政治奴仆。从1950年大陆暴力土改开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给了民权的全体国民和中国公职人员，都被逐渐改造为“只听共产党的话”的政治奴隶：空有“公民”和“人民”名义。我们的出路在于醒悟和寻觅复国之路。
醒悟很重要。我们现在务必要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这一称呼，用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指我们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完全是自欺欺人。
网络上批评共产党的时候，经常有人怒气冲天地指责批评者：共产党是不好，但你也不能不爱国，做人不能忘本啊。这就是犯糊涂。共产党不好，当然可以批评，这不仅不是不爱国，甚至可以是很爱国，是不忘本才批评。中国人从炎黄联姻传说，到中华民国两次所谓国共合作，“和为贵”的诉求一脉相承，惟有共产党一成立就声称国际主义，要颠覆中华民国，先后煽动工人罢工、农民抢粮、抓人游街。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公然宣称：战天斗地整人，其乐无穷；鼓动中国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这哪里有丝毫中国人的气息？倒是活像故事中的地狱恶鬼。
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这个外国神父眼睛多锐利，受中共统治40天就认清它的本质了。可被中共谎言重复千遍洗脑后，很多人还硬要免费为共产党辩护：那都是猴年马月的时候了，早已不这样了，你又何必揪住不放？现在也办孔子学院了啊。这还是不醒悟。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不是人，是活阎王。这就注定“早已不这样了”是假象，“办孔子学院”是装样，蹂躏了中国和改造了中国人是犯罪，首先要受制裁。
凡是情不自禁要为共产党辩护，要把共产党跟中国拉扯在一起的人，确实很难找到中国人的政治伦理思维。当我曾经想改变共产党的时候，很讨厌港台人。认清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不是人而是邪魔之后，对比港台人就看到了自己的粗野。大陆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思维深深陷在斗争辩证法的“鬼辩思维”陷阱里。
港台人沿袭中国人的礼教文化传统，以斯文和礼貌为文明，不会把人想得很坏。大陆人基本承袭苏联人传过来的斗争哲学，听到不同的观点，就忍不住要批驳。批驳并不是为了正本清源和寻找真理，而是直接就把自己的观点当成真理，批驳中不会以事实和逻辑进行陈述，直接就是故事中恶鬼那种“拿命来”的厉吼，凶神恶煞得才真像要吃人。无论擅长说理者或不擅长说理的人，批驳时都好比在打仗，如果不能把你用子弹枪毙，就要刺刀见红或大刀砍头，恨不得把说美国好的人或者怀恋儒家礼教、说道佛教轮回的人，都当作日本鬼子掐死不让说话。党文化教育的人看人没好人，都是坏人，批驳的刺刀和大刀是所谓“辩证法”。
这个辩证法却不是中国老子“祸福相依”、“长短比较”的那种教人不争而“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术，也不是赫拉克里特“生与死、醒与梦、老与少”在“变化中同一”的那种自然规律和“斗争促成人的身份地位变化”的那种社会规律，更不是苏格拉底的启发式辩证法：在辩论中发现感觉的矛盾而用归纳定义进行确定思维。这是一种批驳中颠倒黑白、是非、好坏、善恶、正邪的活见鬼的辩论术（我简称“鬼辩思维”）：把黑格尔在思想中的对立的概念“存在与本质”、“必然与自由”、“原因与结果”等统一起来的“正反合”思辨术，变成在辩论中混淆是非。具体表现是：挖空心思地为共产党找一点好而坚持要它领导中国，耗尽心神地找国民党的坏来说明当时共产党搞暴乱是对的。跳出这样的思维陷阱很迫切。
要理智正常的思考，复兴儒家中庸之道很有必要，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克己礼让中，与人平和相处。没人愿意自己说话时被人打断，就不要去打断别人。没人喜欢别人强词夺理和歪曲自己的话，就不要以这样去对待人，礼让聆听才有讨论。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辨，没有从小辩论的训练，却有礼教辞让的理智矿藏。
中华民国在今日台湾，依然以国学教育承传国民伦理的中庸之道：敬老爱家。国民党执政从没搞运动破坏仁义忠孝家政伦理。尽管家人在竞选上互相指责，饭桌上依然主客、长幼有序地坐，喝酒先敬长辈，后敬外来的客人，大家乐在礼中。可以说，反礼教传统把中国人变性改造成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德好斗的活鬼。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反礼教的人听人批评鲁迅，恨得咬牙切齿。
儒家礼教以男女、夫妇、父子、兄弟等身份之礼在家人中培养尊上爱幼的礼遇，而后再推广到朝廷，衍生出君君、臣臣（上司、下属、同僚）等相似的尊上爱幼的礼遇。如同法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析，礼遇教育之礼教在中国将“礼仪、法律、风俗、宗教”四合一，有阻止邪恶的防邪墙作用。西方人不讲礼仪，但能敬神和守法，针锋相对辩论时一般不会打骂，宗教和法律能控制邪气。中国人的礼遇，融入了宗族和个人的名誉及情感，不讲礼的人很难克制邪气。对中国人而言辩论时礼教素养比逻辑重要，敬让才会有讨论。极少的律师除外。
中庸之道是古典智慧。西方亚里士多德也大力倡导，主张：人在懦怯与鲁莽之间要勇敢，在放浪与猥琐之间要磊落，在虚荣与卑贱之间要不卑不亢，在滑稽与粗鄙之间要机智，在羞涩与无耻之间要谦逊，在自夸与虚伪之间要真诚。西方哲学的中庸之道使公民能理性辩论，接受法官裁决听从神父劝诫。中国伦理的中庸之道使家人庶民接受坦荡并自律的君子的文教引导，台湾土改因而不用暴力。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通过共产暴乱穷折腾和圈地引资富腐败运动，以党文化前30年阶级斗争整人专政和后30年经济发展致富享乐相结合，诱导中国人在苏联传来的革命思想文化陷阱里翻跟头，却把共产专制的责任推给帝王制和礼教传统：把敬天畏地的汉武帝、唐太宗与战天斗地的毛泽东混为一谈，把礼让跟奴性相提并论。越是读书人越容易掉进斗争辩证法的“鬼辩思维”陷阱。
理智地思考，大陆目前迫在眉睫的并非搞民主。活阎罗管制的活鬼所谓民主只是以多欺少。做人复国对当今大陆人最重要，如同二战中被德国军事侵占的法国、比利时等国一样。欧洲人复国借助美国军队支援。中国人复国则首先要觉醒。
中华国民在大陆复国，并非回归皇帝制的宗族联邦制合众国，而是创建联邦制的中华共和国。“三退”正在开道。三退五亿人（民国人数）合乎天意。三退是被党文化洗脑的斗争教徒的心灵起义，唾弃苏联式极权专制政体。在“天灭中共”之后，五亿三退的官员、军警、农民、工人和商人，将重建讲礼仪的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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