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不贵——荒诞岁月回忆(图)


席卷中国的文革不知造就多少悲剧(网络图片)

裴多菲有句真话:“生命诚可贵。”46年前席卷中国的文革,生生把这句话改成了“生命诚不贵”,许多人无奈中取消了自己的生存权。我那时16岁,第一时间近距离见证过那种阴阳相隔的惨象。

50年前临近广州二沙岛的珠江边,曾经有一座幽静的院子,院里别致的四栋小楼,住着十几户广东文艺界人家。比较著名的有前北京《文艺报》主编肖殷、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门、《金沙洲》作者于逢、剧作家曾炜,还有粤剧的名伶大佬卢启光、陈小茶、林小群。我父亲韦丘算是诗人,有时客串写写粤讴,也住在院里。

这几栋小楼,倒是留存着几许历史的沧桑。为解决三年经济困难时文化人“居无屋,食无肉”的问题,执政党特意辟出城边幽静处,建起了这个院子,体现主政中南五省的陶铸厚待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真心实意。虽说由市房管局统一管理,但只租予高级知识分子。人员几经进出,始终以文化人为主,倒有几分战时重庆沙坪坝的气象。

陶铸的好心无意造成了悲剧的集中发生。文革风暴一起,革命以文化为由头,文化人成了砧板上的肉,文化人聚居的地方就是火力轰击集中的地方,惹来的刀枪剑戟便比其他地方密集许多,多少人间惨剧,顷刻发生在这广州一隅。

后20年,有其中文化人的后裔、女作家给这个院子写过一系列小说,题名《幽灵堡记事》,陆续发表于《作品》杂志。我们作为当事人的同伴、同学,总觉得那位女作家将历史过于传奇化、脸谱化了,失了本来面目。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没了名缰利锁,却有了还原历史的自觉,便有心思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文化革命狂飙突降,牛鬼蛇神满院瞬时。院子里阴阳头、大高帽触眼皆是。不说粤剧名武生卢启光在文革前夕被投入监狱,不说舅舅李门写作《海瑞回朝》成为比肩吴晗《海瑞罢官》的重案黑帮分子,也不说祖母被查出是“地主恶霸”的小老婆遣送回原籍……多少生离死别在院子里上演,只记一件对院子里十几个少年造成终生心理阴影的自杀事件。

四栋小楼居东北方一栋住的是以写作为生的文人。我们一家住二楼,面积颇大,连上保姆八口人住仍宽敞。文革一来,父亲韦丘成了走不掉的走资派,什么罪名记不清了,其中两条还记得,其一,飞横跋扈,高高在上,无视群众;其二,把我的祖母带进大城市,让地主专了城市无产者的政。就凭这些,大房子不让住了,要退出一半,厨房、卫生间要公用。空出的地方要让给别人住。就这样鬼使神差,引进了这幕悲剧的主角。

张漠青是新加坡华侨,建国前回来参加革命,一直勤奋写作,剧本《慧眼丹心》由珠影拍成电影,还出版了小说、剧本《渔岛风云》、《激流飞渡》。他原来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刚调省作协做专业作家,要找地方住,由作协掌权的造反派安排,一家三口住进了我家退出来的房子。张漠青为人善良和气,和我当走资派的父亲也还谈得来。空间小了,居家生活难免磕磕碰碰,但两家从没红过脸。我家老保姆见我们兄妹四人年纪渐大,张家小男孩幼小,经不住张家阿姨请求,就到了张家帮佣,但空下来仍给我们家打扫洗刷,张家阿姨从没意见。时间长了,张家小男孩也整天跟着我们屁股转。他们家在阳台搭了个鸽棚,几十只鸽子生动活泼,成了全楼孩子的玩物。

生活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也没什么不好,外面惊涛骇浪,小楼里面尚可存身。可是文革的邪火越烧越旺,破四旧,大串联,大武斗,大联合,一波未平一波起。我这时在学校无书可读,到部队当兵被遣送回来,社会上风传大批劳改犯逃出监狱,进了广州城抢劫。院子里的小孩基本不敢外出,大人留在机关接受批判改造,台风眼倒出现片刻的寂静。

那天下午,百无聊赖中,见大弟头发长得像茅草,就拉他坐凳子上,披张报纸给他理发。听着老保姆买菜回来,听着她开大门、开张家门的钥匙声,“吱呀”门响之后,一声令人心寒的叫声传来:“有劳改犯进来了!”

我两三步冲过客厅,冲到张家半开门前,猛见张家两房间门框边一个高大的人影慢慢转过脸来,面孔雪白,嘴唇乌黑。我一个激愣,对准人影扬手要把手中唯一的武器——理发推子甩出,刚要出手又硬生生停下,那不是张叔叔吗!但不应那么高啊?

壮着胆走前两步,定睛一看,正是张漠青!用台灯的电源线把自己挂在两房间的门框上,脚下是一只倒下的小凳子。那时的门比现在讲究得多,除了做得高大,门上还有一扇气窗,门、窗间有木横担,粗大结实,用来挂电线很可靠方便。人看上去高,是因为踩着凳子上去的;人体会转动,可能是风的作用。

老保姆吓瘫在地哭出声来:“张同志,点解要吊颈啊(为什么上吊)!”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上去抱着张叔叔的腿往上顶,想让他缓过气来。但太重了,怎么顶也动不了分毫。跳上小凳要去解电线,结打得太死,老解不开,心里慌张,脚一晃,几乎摔下地来。紧急中,跑到厨房抓了把水果刀,跳起来挥出,割断电线。张叔叔轰然倒地。

门口过道狭窄,挤成一团,只能抱出来放床上抢救。老保姆腿都软了,帮不上忙。大弟才12岁,吓得不知跑哪儿去了。跑到楼下求救,正好舅舅李门在家写检讨,70多岁的外婆在捡菜叶。舅舅一生波折甚多,饱受运动摧残,正以待罪之身等待造反派处置。听我几句,马上感觉到其中蹊跷,不敢上去。我一想也是,造反派惯于无事生非,走资派在案发现场,岂不跳进黄河洗不清?

其他住户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帮不上忙,不得已窜上三楼,黑帮分子曾炜也不便下来,他的大儿子是二中高二学生,比我大两岁,经历过武斗,胆子也大,马上跟我跑到二楼。两个孩子才勉强把人抬到床上,以我们的抢救知识,又掐人中,又抹万金油,就是不敢口对口人工呼吸,也不懂按压心脏。折腾半天毫无动静,我掰开他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散开。事后回忆,从抱他大腿开始,已经是一片冰凉。我给大弟理发前,曾听到张家房中凳子碰地声,以此推算,到老保姆回家开门,也过了大半个小时,再高的医术也难以救过来。

那时电讯落后,全楼就一部电话放在我家,造反派没来得及拆走。电话通知作协的造反派,在他们没到前,我发现桌面留有遗书。管他看得看不得,匆匆一扫,内里多有难言之隐,牵涉甚大,不说也罢。随即造反派四五人凶巴巴赶到,先收了遗书,问我看了没有,我自然装傻。法医验过,没有警察,也就结案。

那位带队的女造反派跑到院子里一声断喝:“全部走资派都来抬人!”一群牛鬼蛇神,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紧皱眉头把尸体搬到院子里。这时张家阿姨才骑着自行车慌忙赶回,还没进院门,车子已经翻倒,张家阿姨哭晕过去。他俩的独生子还小不懂事,由几个大姐姐牵着离开了现场。

16岁的少年,就此见证人生之大不幸,见证死亡的恐惧,见证社会的不合理。同一院子的少年同伴,也同时目击这悲惨的一幕,同时留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仇怨。

事后,张家阿姨多次追问我张叔叔遗书内容,造反派根本不敢把遗书还她。而我也因为这次过强的刺激,也许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自生的保护反应吧,很快忘掉遗书内容,只余一声叹息。

舅舅后来说,“张漠青有什么事啊?他也要死,那我们死一百次都不够!”

可算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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