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泄露国家机密”的研究员的论文

按：作者徐泽荣的哥哥是逃到美国的中共大校，总参谋部美大局局长徐泽平。徐泽荣本人被中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15年徒刑，现正在中共监狱中。中共指控他泄露的“国家机密”就是他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下面的文字节选自徐泽荣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

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从1924至1927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3,000万元、12万支枪、500至600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队。自接受苏援枪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30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60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2,000车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美国学者约翰·L·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像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份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斯大林借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