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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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在可行论证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成了院士，而拒绝签字的无一成为院士。只要这个潜规矩存在，想进入最高殿堂的知识分子就不敢对错误决策说不。

一、中国工程院的产生

1991年和1994年张光斗等6位学部委员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将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单独成立为中国工程院，并将学部委员名称改为院士。理由是要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不是独立单位，无法参加世界工程师联合会。张光斗等的建议得到了宋健、钱正英等高官的大力支持。1994年2月2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工程院，并实行院士制度。同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院士大会，宣告中国工程院正式诞生。当时选聘的院士共96名，其中有30人如张光斗等既是科学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又称双院士。

中国有森严的等级制度，等级不但决定工资收入，而且影响到所有的待遇，如住房、医疗、退休、丧葬等等。一个大学教授的等级相当于一个行政级别的处长，而一个院士的等级起码相当于副省/部级或更高，这是教授们想要当院士的主要原因。院士的另一个好处是没有因年纪大而退休的问题。中国的高官、高管最怕的就是因年纪大而退休，失去权力。当了院士可以永久保留高级待遇。这是高官高管拚命要当院士的主要原因。最后，院士的头衔就是价值。学术界的高级职称的评审，科研经费的审批，都需要院士的〝推荐〞。

二、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

1986年中央政府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参加论证的412位专家中仅有15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如张光斗、潘家铮、马世骏、侯学煜等。侯学煜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根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因参加三峡工程论并签字后来而成为工程院士的超过二十人。他们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陆佑楣，专业组负责人徐干清、郑守仁、伏文波、朱伯芳、张超然、徐干清、陈吉余、陈志恺、李京文、曹楚生、胡海涛、梁应辰、梁维燕和谢监衡等。三峡工程成为培养工程院士的摇篮。这还不包括张光斗、潘家铮、张维、严恺等双院士。卢耀如虽然没有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但是他申请院士的学术成就中包括参加三峡工程原坝址南津关的勘测，也可以算是这个摇篮里培养出来的。

三、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严重错误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则是第一个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它们对中国都有示范的作用。但是造就了二十余位元院士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

1、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人员有的是参加论证的人，违反科学技术报告审查的最基本程式，如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陆佑楣审查陆佑楣能审查出什么错来？

2、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构错误，论证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元高低为可行性论证的核心，无论哪个可选方案胜出，结果都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差别只是水位的差别。

3、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自相矛盾。一个科学报告，只要其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报告必然是错误的。比如泥沙组说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是万分之零点七，而移民组说三峡水库是没有水力坡度的，是高峡出平湖。无论是泥沙组对还是移民组对，论证报告都是错。

4、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但是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而可行性论证总报告将生态环境组利大于弊的结论更改为弊大于利。

5、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关于移民可以全部在当地安置的结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移民组关于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的结论是错误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关于移民人数为113万的预测被实践证明是错误，误差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

6、按照泥沙组提出的〝蓄清排浑〞的措施以及它所要求的水库运行计划，三峡水库在汛期后根本无法蓄水到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这已经被2008年到2010年的蓄水实践所证明。泥沙组认为在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条件下，排沙比可达0.35，实践证明，估计过于乐观。

7、泥沙组未用明了的语言讲明，当三峡水库重新达到泥沙冲淤平衡时，重庆大部分城区将置身库水之下。

8、防洪组提出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必须在300亿立方米以上，但现在实施的175米方案，公布的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而且还是错误计算的结果。防洪组提出的大坝下游长江干堤不能再加高的结论是错误的，1998年后，长江干堤被加高2米。建坝之前，大坝下游的荆江河道江堤能防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加上分蓄洪工程，可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再加上长江干堤被加高2米，目前已经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

9、关于船闸的通过能力，航运组一共提出三个大小不同的结果。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总报告只拿最大的结果，即单向年通过能力为5千万吨。而这个结果也已经被运行实践证明是不可以实现的。

10、地质组过低估计地震、滑坡、岩崩等地质灾害的危害。地质组认为三峡库岸不稳定处只有四百余处的结论是错误的。仅重庆库区，库岸不稳定处就已经是结论的二十五倍。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从三峡工程这个摇篮里培养出来的工程院院士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三峡工程不利影响的科学技术谘询错误的责任。

四、〝工程院程为高官俱乐部〞自三峡工程开始

高官、高管当院士正是从三峡工程这个摇篮开始的。张光斗提议建立工程院，得到钱正英的大力支持，回报是让钱正英将来也当院士。钱正英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组长，她说林一山是主上派，李锐是反对派，一碗水端平，两人谁也不能参加论证。但是对张光斗和黄万里，她就不一碗水端平了，把黄万里拒绝在论证之外。钱正英是红色专家，共产党内的专家。对知识分子来说，她是共产党内的领导；对共产党来说，她是专家。黄万里对钱正英评价是，外行领导内行。因此钱正英当专家的靠山就是张光斗。钱正英自己也承认，她是院士中学历最低的（上海大同大学肄业）。但是不可否认，她的职位却是院士中最高（全国政协副主席）。她的最著名的学术论文，应该是1992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的《论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可是这篇文章除了江泽民和李鹏几人听过外，中国的老百姓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钱正英在《院士论院士》中写道：〝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因素，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不是〝万事如意〞，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其中重大的如淮河1954年的水灾，1975年两座支流水库的垮坝、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泥沙淤积、华北平原的涝硷灾害。虽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决了这些问题，使水利工作继续大踏步前进，但是对我们这些有关领导的教育，却是终身难忘。〞其实对于上述巨大灾难，钱正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学术水准来说，她根本不够院士的资格。但是，钱正英把共产党和政府给拉上了，睁眼说瞎话，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自从钱正英当上院士后，她就开始和三峡工程决策划清界限了，开始担忧三峡工程的移民、泥沙和生态问题了。同样张光斗在其生平介绍中也不提曾经参加过三峡工程论证，负责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他们两人当然都不提曾参加过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设计。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陆佑楣当选院士这个过程就比较曲折一些。为了让高官高管能进入这个俱乐部，工程院专门增加了工程管理的院士，这样陆佑楣也就顺理成章地当选了院士。

三峡工程泥沙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基本清楚，可以解决。其实这个结论没有任何意义。基本清楚，就是说还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搞清楚。可以解决，又没有提出如何解决的措施。三峡工程上马后，泥沙组副组长谢监衡当选工程院院士。在谢监衡临死之前才说出真话，只能保证三峡工程三十年不出现淤积问题。如果谢监衡在三峡工程论证时说出真话，三峡工程是否上马就是一个大问号。同样，谢监衡是否能当选工程院院士，也是一个大问号。

五、拒绝签字的专家无一成为院士

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有九人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除侯学煜原来就是学部委员外，其他八人无一成为院士。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学术水准来说，陆钦侃、郭来喜、陈昌笃都应该成为院士。比如陆钦侃是中国最早接触三峡工程的技术人员，关于长江洪水这一领域，中国还没有人能超过陆钦侃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出任防洪组顾问。陆钦侃一直认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长江防洪主要依赖大堤和分蓄洪工程。陆钦侃被认为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技术总顾问。防洪组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库容必须在300亿立方米以上，但是最后上马的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只有221亿立方米，而且还是计算错误的结果。小马拉大车，这样结论组长徐干清也敢签字。当然徐干清不是没有回报的，他也当上了院士。
北京大学生态环境教授陈昌笃因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直接导致了陈昌笃在院士评选中落选。但在陈昌笃看来，比起水利专家、极力主张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先生曲折的一生，自己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六、中国工程院为三峡工程擦屁股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以后，三峡工程的不利影响逐渐体现出来。为了给三峡工程的决策者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如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陆佑楣院士一个体面的结局，受国务院委托，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进行阶段性评价。2010年底工程院完成了评价报告。虽然报告依然维持三峡工程是利大于弊的结论，但是也指出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出现的偏差。工程院认为出现偏差的原因是：时值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把责任推给历史，这个办法是钱正英那里学来的。当年钱正英就把淮河水库垮坝死亡23万人的原因推给文化大革命，她说：时值十年动乱。

七、结束语

有记者问，为什么在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反对，而在南水北调工程上却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反对？笔者回答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学习能力的。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无一成为工程院院士，而论证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组负责人都成了院士，就给知识分子上了一课。要想进入学术的最高殿堂，千万不能和决策者对着干，说他们不想听的话。因此像三门峡工程、三峡工程这样错误决策的重复发生在将来还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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