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药

货币是一国经济和物价之指挥棒和魁首。货币过少或过量供应,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和物价出问题,而最坏的一种情况,则是货币供应的骤然冷热,就像流水的过旱或过涝一样,都会导致〝经济植物〞在短时间内衰亡。调控物价如果不紧紧抓住物币这根牛鼻子,不掌握好节奏,那么,即使是不增加货币发行,仅仅在〝存量货币〞上做文章,骤然收紧或放松都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灾难。行政限购和银行限贷政策,无疑是这种〝灾难实验〞的最佳体现。

年初,在住房限购政策初出炉的时候,笔者就预言,它必将导致大城市房租上涨而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人往何处去?钱往何处去?始终是我们首要关注的时代背景性问题。即使户籍控制、上学和高考歧视都阻挡不了千军万马奔向大中城市的脚步,严厉的住房限购政策同样改变不了人口的流向,但它却有可能极大地改变大中城市出租屋的供应结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年净增加外来人口高达60万以上,在限购政策下,这些人全部必须租房居住,如果二套房以上的购房被严厉限制,房租的飙升将不言而喻。同时,社会上充足的流动性资金仍然在一刻不停地寻找投资渠道。原本城市化速度较快、也是房价较高的全国72座城市如果都实行严厉限购政策,那么意味着市场的需求和价格信号被行政手段所屏蔽,将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助长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使自然的城市化需求并不充足的三四线城市,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而这些城市的楼盘规模总体较小,不需要多大的资金量就可以推高房价;推高的房价进一步刺激资金进入,形成不符合市场要求的真实泡沫。市场信号一旦被非市场力量屏蔽,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国民损失,相比于遵从真实的价值规律——哪怕是残酷的高房价而言,从个人到社会到自然界(比如宝贵的土地上建的是烂尾城),为此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住房限购将扭曲三四线城市房价》FT中文网2月11日)

如今,仅仅半年多时间,这些判断全部应验。《京华时报》报道,北京最严〝限购令〞实行半年,房价稳中有降,但由于部分购房需求转化为租房需求,租金持续上涨。部分租房者只得多人合租,或者到更远的地方租房,也有人开始考虑要离开北京。而另一方面,由于一二线城市限购以后,导致未限购的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房价飙升,有关部门不得不积极酝酿增加新的限购城市名单。住建部对新增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提出标准:1、房价指数处涨幅前列;2、今年6月房价与去年底相比涨幅较高;3、今年上半年成交量增幅较高;4、位于已限购中心城市周边,外地人购房比例高;5、群众对房价反应强烈。住建部建议凡符上述2条者应纳入限购范围。

如此限购,颇像一个消极的消防队员,哪里着火了,就屁滚尿流地跑到哪儿去灭火;为了防止过火地区〝死灰复燃〞,甚至不惜采取过重的手段。而新的火势,则早已在别的、消防水龙头还没有伸到的地方酝酿甚至蔓延!如此限购都是马后炮,只不过给全国房价一个波浪式轮番上涨的机会而已!精明的投资商像个游击队员,到哪里都能打胜仗;可怜后知后觉的刚需者,本指望限购的靴子落下来,房价能够落它个三几成,没曾想还没反应过来,房价就如火势一样呼呼往上窜,且一旦上涨,就很难降下来。

限购保护了真正需要买房的人吗?非也!遭遇限购的城市房价的确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甚至下跌,然而,限购首先保护的是本地居民,而对于外来人口中的住房刚需者,限购实际上一开始就把他们排除在买房资格之外,房价高低跟他们已经毫无关系。若干年后,等这批外来刚需者三五年后达到规定的购房资格,说不定房价已经涨到比限购前还高!而这样一个推迟买房的过程,却抬高了房租、抬高了城市化的成本、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限购就像在大江大河上筑坝,想要拦住货币之水,结果却使货币和刚需越积越多,一旦开阐,水势更加凶猛,甚至有可能酿成灾难。限购要想真正起到作用,那就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全盘限购,而且永不放开。但那样的结果,是全面扭曲市场需求,全面减少租房供应,全面阻碍城市化的发展,开历史的倒车。同时,还会使其他方面的物价全面升高,导致中低收入阶层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以前还是买不起房,接下来可能吃不起肉甚至吃不起饭。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来,总共吸收社会流动性23万亿元以上,对稳定物价功不可没。今年限购政策还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副作用已经极其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统计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5%,环比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岳父母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告诉我什么菜什么菜涨价一倍了。想必真实的物价涨幅比统计局的数字还算得快吧?

中国有两个瘾君子,一个是中央政府的超发货币;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滥征滥卖土地。这两个瘾君子,才是房价物价火箭般不断飞升的总根源。超发货币,是投资和外向主导型经济、且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藏外汇于民的结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奇特格局。而地方政府滥征滥卖土地的根源,亦是政府成为投资主体,成为超级大公司,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结盟,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吸收民众储蓄,在银行表外运行,投向基建与房地产项目,相当于绕过央行〝创造〞了一大笔新的货币,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于〝第二央行〞。在〝第二央行〞的支撑下,政府主导的投资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形成了〝以速度掩盖质量〞的〝高铁模式〞。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扩张计划(主要是公路等基础建设投资)和小城镇化大跃进下,要想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作为这一模式的最终埋单者,原本增长率就低于GDP增长的居民收入与消费被再度压缩。他们为了自身保障而不断增加的储蓄,被以种种〝理财〞模式再度投入到不断膨胀中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市场之中。

这种政府主导的大跃进式发展模式,几乎命悬一线,完全建立在政府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的基础上。如果土地不增值或者土地卖不出去,不仅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就是14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及其背后的银行债务也将岌岌可危。傻瓜都可以轻易推导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和土地增值,必然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基础之上。失去了房价上涨的传导效应,地方债务和银行风险将再次逼迫中央买单。买单的方式只有两种:增加税收或超发货币。结果还是由百姓买单 ——要么通胀,房价物价再涨(这样一来也可以一举使地方债解困),要么税负更重。

几乎所有的逻辑和指向都是四个字:通胀时代。

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关键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向政府自己开刀。而不是政府有病百姓吃药。归根结底,是要告别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市场和自由还给市场。政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必然腐败低效乱象叠出。题中之义是把经济和物价的指挥棒——金融的权利还给民众,不仅要藏外汇于民,而且要让民众自由从事金融活动。这既是有效吸收流动性的办法,避免千军万马将多余的钞票都投进房地产,同时又是激活经济的办法,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种种信息表明,在限购和限贷、回收流动性等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大量国有银行和垄断型央企都已经成了〝放高利贷者〞,巨大套利空间致在江浙等地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没有流向用款企业,而是流向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有3万亿元信贷资金。福建公务员以低息从银行套取贷款后,转手给担保公司或民间借贷,牟取利差收益。民间借贷利率高的已达每年60%甚至更高。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有些上市公司大搞委托贷款,让银行帮他们放债,年利率从12%-21.6%不等,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过利润。报道没有提到的是,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目前许多民营企业因缺乏流动资金,纷纷倒闭,而有些国有企业却有钱用不完,拿来放债。

据悉美国有8400多家银行,中国只有300多家。垄断只能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减少百姓存钱的利润空间、让无处投资的流动性成为物价房价上涨的推手,同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问题,必须回到经济逻辑和经济规律自身上来。政治上,必须从意图伦理重新回到责任伦理。意图伦理以意图的好坏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办了再大的坏事、造成再严重的后果也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得到推崇的;这样一种只论目的不论手段和结果的做法,常常〝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责任伦理则注重规律、规则和效果,认为只讲意图而不顾手段和效果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需要的是责任伦理,对人、对事、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专栏时评作家,着有《买房的革命》、《世纪大迁徙: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等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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