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让人啼笑皆非的“交代材料”
把交代写到极致

一天,单位里来两个外调人员,颇有点来者不善。其中那个戴眼镜的,先泛泛地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比如你想不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群众怀抱里来呀,你觉得自己的态度老不老实呀,等等,接着追问:“你认为自己的问题交代完了吗?还隐瞒了哪些问题?”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实了,交代问题避重就轻!我问你,我单位有人举报你说过打算到银行抢两千块钱的事,究竟有没有?”我一听,觉得好笑。世上哪有抢银行之前先预定好抢劫数额的?倘若银行里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银行有两千一,是不是还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确答复他们,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当天的外调不欢而散。来人走后,我仔细考虑这个空穴来风究竟是怎么刮起来的,一点头绪也想不起来。他们逼我写交代材料,我不知从何写起,僵持了几天。后来,我终于想起一件可能沾边的事。当时是文革初期,报纸报导云南边境某县发生一起抢劫案,劫匪抢走两千块钱。我和几位朋友似乎谈论过这个热点新闻,可能如今被演绎成我打算抢银行了。我说明原委,他们不信,说我狡辩,逼我写交代材料。无奈之下,我决定编一个包含有“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两个元素的故事。

他们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后,对我说:“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说明你还是不想与人民顽抗到底的,我们欢迎。不过,这两千块钱,还不是那两千块钱,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深挖,争取主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临走时特别强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写出来,我们明天下午来拿。”当晚,我又以“说抢银行”和“两千块钱”为元素,发挥想像力,编一份交代材料。次日,来人看了材料,不满地说:“这还不是那两千块钱,重新交代。”

接下来几天,我又一连编了几份材料,但都“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渐渐琢磨透了,他们是想逼我编出与他们炮制的材料对口的材料。这怎么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时,他们仍说“还不是那两千块钱”。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斗胆索性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说:“本来,您只要两千块钱,现在我都开出一万二了,您还要。如果您继续要,我还可以开。”听我这番话,他们若有所悟,那天临走时只说“你再考虑考虑”,没有说“重新交待”。当晚我就自作主张没再写材料,他们也“心有灵犀”,居然没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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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刚到两天,公安局就来抓人。一起抓61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叛乱分子,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15年,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我26岁。

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

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1980年我被平反,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过去人的数字里没有我,现在我好歹算是个人了。”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平反了。――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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