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的发言人出了什么问题(图)

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由于在处理动车追尾事故的记者会上说话欠妥、表现不佳被调职。王勇平绝非个例,最近还有其他官员在对外发言时状况频出。有人不禁问道:中国这些发言人到底怎么了?

王勇平的几句话成了“名言”、“雷语”。比如,他在阐述埋火车头是为了给大型机械腾地方时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再如,被问到为何在宣布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后仍然发现了一个受困女孩时,他脱口而出:“这是个奇迹”。

对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郝晓明评论说,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提供准确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而不是相反。

郝晓明:“你做的这些所有工作不是让你自己信,而是让大家觉得你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说,(他)和发言人本身工作宗旨就有很大的出入。可笑就可笑在这个地方了。”

郝晓明认为,中国一些发言人爱打官腔、拿官调,因为他们总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回答问题,而忽视了公众的感受和知情权。

他说:“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帮着铁道部进行辩护。他没有从公众角度讲。其实,他应该换位思考,假如说是一个公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哪些疑问。”

最近,中国一些官员在对外发言时状况频出,引起公众不满。究其原因,郝晓明认为,中国的发言人基本上都是官本位思想。

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对此表示赞同。用他的话讲,他们“都是官员心态”。

周兵说:“你们都是臣民,我们这边是衙门。不是说我是服务大众,因此我有责任向大众报告服务人员工作的情况。因此,你会看到中国相当多的发言人都是官式宣读。对媒体也好、对公众也好,态度就是相对比较傲慢,不是很平等相待。”

在只对本部门、只对上级负责的思想下,一些发言人护主心切,只报喜不报忧。还有的则不求有功、旦求无过,能回避就回避,既不接受记者查询,也不召开新闻发布会,真个是徒有虚名。

有些发言人满口官话、言之无物,虽然从不说“无可奉告”,但却是打太极拳的高手。你问他存在的问题,他先要大讲一通成绩,最后加上一句“当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算是回答完毕。

在不久前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的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为那些在大跃进、文革和反右中死去的人设立纪念馆。李忠杰先是讲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死难者的重要性,继而谈自己在国外参观纪念馆的感受。

最后他才说:“世界上要纪念的东西,要研究的事情太多了。......至于说选择哪些内容,哪些方面的事件进行纪念,这需要有一个统筹的考虑。”

听完这番回答,路透社记者仍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还有些人喜欢事先安排几个“托”,让官方记者按照自己准备好的答案提问。但是,这样的官员经不起风浪,一遇到尖锐问题或者危机处理,便束手无策,甚至恼羞成怒。

特别是,有些官员平日里奉承话听多了,容不得“小记者”质疑。在他们眼里,记者的提问就是“找碴”和“挑衅”。

应该承认,新闻发言人确实是个苦差事。他们授权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说,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即便遇到令人尴尬的场面,也要不卑不亢。难怪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现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

那怎么才能当个好发言人呢?记者去年去丹东市采访,遇到该市一位外办副主任。见此人接人待物、回答问题都挺得体,记者便问他是否参加过发言人培训。他说,没有,他就是以诚待人。

其实,周兵说,新闻发言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坦诚。他说:“我觉得坦诚在危机公关里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坦诚地全面地展现事实真相。那怕这个事实对你不利,你也得展示,这样你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谅解。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官腔十足,大家越是反感。”

参与发言人培训工作已有十年的清华大学教授董关鹏认为,对于发言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真话”。

他说:“我觉得发言人的生命线是讲真话,还能讲得入耳、入脑、入心。......而且我们加了定语和状语,像快速、及时、有智慧的讲真话。”

外界有人说,中国的发言人培训只讲技巧,不讲原则。董关鹏说,这是胡扯。他认为,王勇平一事凸显出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媒体发展很快,超过了官员素养提高的速度。

此外,郝晓明和周兵提到,中国的发言人层级太低,大都在部门的核心之外,不参与决策,因此很难掌握全局情况。

董关鹏表示,他参与培训的官员已有两、三万之多,中国今后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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