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事件常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线

中国近代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由铁路事件触发，甚至形成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保路运动”与清帝国的覆灭

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宣布将各省已交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随后，清政府强行接收粤汉、川汉铁路，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借债抵押为名，将铁路转让给外国。深受铁路国有之害的粤、湘、鄂、川四省人民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抗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其中四川省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酿成了民变。清政府遂命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趁机起义。

导致大清帝国覆灭的是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

“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

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更理性的看待这则“上谕”。一方面，国家的确急需铁路，而各省铁路建设缓慢、有关公司帐目一塌糊涂。以粤汉铁路来说，全长1190公里，从1905年收回路权至1911年六年间，仅修成广州至黎洞106公里，长沙至株洲150公里，股东纠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清政府不仅目无法纪，擅自取消各省合法的民办铁路合同，还同外国银行订立借款合同，把收归国有的路权转卖给外国，把自己变成了民众眼中的“卖国贼”。

“事变初起，四川总督赵尔丰1911年9月2日致内阁的电文力主和平解决：‘此事非和平集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这里提出的妥协主张和后果的预计，都是十分清醒的。但是，五天以后，当民众抗粮、抗捐等和平手段之际，赵尔丰和清廷没有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赵尔丰遵照清廷‘严拿首要’的旨意，诱捕了士绅领袖9人，民众围困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局面就变为‘无日不有战争’了”。清政府的“暴力镇压”手段最终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东清铁路”与苏联的入侵

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该条约规定，为协防日本，大清与俄国建设“东清铁路”。

所谓“东清铁路”，即李鸿章坚持命名的“大清东省铁路”，又称“中国东省铁路”、“中东铁路”、“中东路”。这段铁路是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内蒙古的满洲里，东至牡丹江的绥芬河，南达旅顺军港。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俄国取得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于是在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远比普通租界规模庞大得多的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

“东清铁路”使中国东北成了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促使日本在中国境内发动了一场“日俄战争”。清政府甚至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了一块交战区，并宣布中立。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产生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日本加强了对南满和朝鲜的控制；俄国暂时停止了在远东的扩张，集中精力在欧洲发展，并与法、英等国结盟，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至1917年经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被推翻，成立了苏俄。

到这里，“东清铁路”的故事还没完。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路段继续由中苏合办。基本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1925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国民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因而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下令释放伊万诺夫。

1928年，张学良率领奉军归顺南京中央政府，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7月，张学良决心夺回失去的“中东铁路”主权，切断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下令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同年7月18日，斯大林掌握实权后的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并命令苏军在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准备武装介入。1929年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开始，张学良领导下的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等将领均试图遏止苏联进攻。由于苏联动用新进武器与大量兵力，东北军被苏军击败，东北多地被苏军占领。1930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张学良被迫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苏军则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在此次苏联入侵过程中，竟然提出了“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1929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7月31日，《红旗》发表文章，号召广大群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动员人们“到街上去”。8月1日，中共组织了1800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并且发动7000名工人举行罢工。

张作霖之死

张作霖坚持“中东铁路”的自主权，与苏联关系最终破裂。苏联遂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

1926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实施人为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根据暗杀计划，在张作霖举办音乐会时，乐队人员会偷偷带入地雷，埋设在张的官邸内，将张作霖炸死。不幸的是，9月24日布拉科夫负责护送地雷过境时，被张作霖的特工查获。第一次暗杀失败。

张作霖开始强力反苏。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以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反共宣言”。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张作霖称“苏联布尔什维克是毒蛇和猛兽”，并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共产党。1927年1月，在北阀的背景下，张作霖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防止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同一天，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上海的共产党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协定。在国内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1927—1928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

张作霖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也胁迫其答应修建铁路的要求。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采取所谓“满蒙积极政策”，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扩大铁路权限，建筑吉会、洮齐、吉五、延海、齐黑等六大铁路等要求，并禁止张作霖在东三省建筑与日本利益相抵触的铁路。1927年11月15日，张作霖迫于内外压力，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了一个“阅”字。他并没有签姓名，以便日后搪塞和抵赖。1927年12月—1928年初，张作霖与北伐军作战，节节败退。日本大使又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乘张作霖内外交困之机，苏联对张作霖实施了第二次暗杀行动，并取得成功。1928年7月4日夜，张作霖被炸死于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苏联特工故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桥上，嫁祸于日本政府。使苏联政府大惑不解地是，在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柳条湖事件”是“九一八事件”的导火线。

根据日本关东军军官花谷正的证词。“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爆炸后，河本末守命令小分队向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也未做出反击。第七旅的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另外的王铁汉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万余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随后，沈阳城及东大营驻军不战而退，被日军顺利占领。随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展开全面攻势。四平、营口、齐齐哈尔、哈尔滨、锦州等东北主要城镇相继失陷。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宣布脱离国际联盟。“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政府丢失东北，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9月18日，被中华民国视为国耻日。

（本文参考和引述了袁伟时先生《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中的部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