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给胡温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摊子?应该说,问题很多,百病丛生。主要的一条:社会不公与社会差距。即空前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江泽民主政时,奉行“出卖与收买”政策,即,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大肆豢养军队警察;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这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社会对立。23万人进京上访,上访者与截访者对恃于各大衙门,仅仅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全真写照之一。
地方主义泛滥,是江泽民留给胡温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泽民带头搞帮派治国,非但率领“上海帮”,全伙入京,鸡犬升天。而且向其发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倾斜与资源倾斜。此举,不仅加倍放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导致上行下效,地方主义从抬头到盛行,各自为政。各地自立山头,对抗中央,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战术发挥到极至。目前,胡温推行宏观调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诸侯为了树立各自的政绩,或维护当地的利益,百般抵触。以各种名目,放贷的,继续放贷;盲目开发的,继续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继续重复建设。真个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除此之外,各省区之间,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其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国与国之间。就凭日益泛滥的地方主义这一点,可以断言: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软着陆”不可能实现,“硬着陆”倒大有可能。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过热与过冷的恶性循环中,往复震荡。
回过头来说,如果在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哪怕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让环境与资源保护得以加强;哪怕城市建设慢一拍,让农村建设跟上节奏;哪怕对特权阶层少加工资,让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等广大弱势群体得到尽可能的照顾......总之,让全社会均衡发展,共同致富,大概不会酿成今日的民怨载道,后患无穷,竟至于要高声兜售“全民小康”的远景,来安抚怨气冲天的大多数。
应该说,江泽民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其混沌、糜烂、与复杂,足以令胡温战战兢兢,席不安寝,夜不能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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