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和北京干上了 开除中国主教教籍(图)

梵蒂冈天主教教廷7月16日宣布把中国自行祝圣的主教黄炳章开除教籍，这是在9个月的时间中梵双方发生的第三次关于主教任命的大摩擦。观察人士表示，这是中梵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先兆；有学者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程度有待提高。

7月16日，梵蒂冈谴责中国官方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自行任命黄炳章为汕头教区主教。罗马天主教廷曾警告说，梵蒂冈在汕头已经有主教，中国政府委任的主教无权管理汕头教区的天主教徒。因此梵蒂冈将黄炳章逐出罗马天主教会。

这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自 2010年11月以来的第三次作出相同的任命。今年6月底，中国在没有罗马天主教皇任命的情况下，任命四川乐山教区的雷世银神父为主教。雷世银也因此被逐出罗马天主教会。去年11月，中国自行任命郭金才出任河北承德教区主教，当时梵蒂冈发表了声明，谴责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天主教的准则”。

主教任命权一直是中梵关系的争议核心。中国目前采取“自选自圣”方式任命主教，也就是谁当主教由教区教友自行选举产生，再由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美国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过去几年来，中梵双方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克制，但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是中梵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先兆。

傅希秋说：“对梵蒂冈来说，任命自己的教会神职人员，以及对他们的神学品格的考核完全是教会内部的事务。就像新教一样，牧师的神学素养，他在教会内外的品质，当然得由教会来考察，而不应该由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任命。但是目前中国政府是在一党专政没有宗教自由这样一个宗教政策下运作的，中国认为主教任命是内部的政治事务，应该由政府自己来解决。”

不过，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却表示，中梵双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其实有其技术问题。杨凤岗说：“现在中国的很多教区没有主教，很需要主教，与此同时，(梵蒂冈)每次的审批过程都很烦琐，时间很长，所以这里有时候是技术上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有时候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去年11月梵蒂冈指责中国自行任命主教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随即对此做出回应，洪磊表示，中国天主教会根据几十年来的传统，以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推进主教选举和祝圣工作，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表现。洪磊强调，任何指责和干涉之类的行为，都是一种限制自由和不宽容的表现。

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在其2010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八个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其中的一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只允许经由中国国家批准的五个“爱国宗教组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可以登记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中国政府允许在已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和私人场所发展教徒；而公开发展教徒，在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发展 教徒或由外国人发展教徒都是不被允许的。

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时，“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牧师表示，从普世宗教自由的意义来讲，中国是没有宗教自由的。他说，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是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在你心里你可以信什么，但是不能表达出来。

傅希秋说：“中国的宗教自由一直停留在有限的内心的宗教信仰自由上，而没有传播宗教的自由，也没有神职人员认定和选举的自由。中梵关系的恶化也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宣告和国内政策之间前后矛盾的宗教政策，这就是，在国际上宣告它有宗教自由，但是在国内又完全是(执行)宗教迫害、宗教限制的政策。”

不过，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却表示，中国的宗教自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他说：“我相信去中国看的人都会说，现在中国人享受的宗教自由和20年前、30年前相比要多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和中国自己的宪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宗教自由那样的标准(相比)，中国显然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处在宗教自由在不断增长扩展的一个状况下。”

杨凤岗认为，每个国家在宗教自由上都有理想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受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往往做不到完美。不过，杨凤岗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的事情是完全孤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如果中国能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正确对待国内外的批评和监督，那么中国的宗教自由一定会有更多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