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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城固“法制培训”饿死上访人(图)

 2011-07-16 23:0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导读]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健”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胥氏全家, 78岁母亲王定兰和她的四个儿子,四子只能定格在相片里。

陕西省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从县里的“法制培训中心”出来已近3个月,47岁的胥灵永仍没有回家,在哥哥破旧的家里,胥灵永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体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驱之不散的噩梦中,他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冷酷的空间。

在第二次下岗后的第六个年头,残疾军人胥灵永于2009年6月21日再次被押送至陕西省城固县的“法制培训中心”。在这个改建了新址,时钟和日历触及不到的地方,胥灵永和包括他胞弟胥灵军在内的其他上访人员,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个多月后,胥灵军猝死于“法制培训中心”,胥灵永等多位参加“全封闭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引起家属和多位受害 人控诉。至此外界才发现,“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

2010年12月13日,胥灵永因弟弟之死四处寻求法律援助,被再度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漫长的饥饿,让我今生永远不会忘掉。”这个伴有脑梗后遗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语道。

2011年4月14日,胥灵永因为病症被从四道铁门把守的“法制培训中心”送往医院检查治疗,逃出厄运。自2009年6月以来,胥灵永等上访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经历的时段不等、彼此一样而常人难以想象的黑色岁月。“法制培训中心”仍在运行。

胥灵永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将“法制培训中心”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把这种跟社会不相容的毁坏生命的行为公之于众,他在等待上级的调查取证,也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转弯。

“法制培训班”令人齿寒

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7月13日,胥灵永被大嫂叫到饭桌前吃饭,身材不高的他没有话语,平时,感觉吃的饭好像总卡在喉部,有时喝水也会卡住。于是他给米饭里倒入开水,然后开始慢慢下咽。

胥灵永正为多种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脑梗死,之后,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开始损坏他的身心。

虽然现在又穷又有残疾,他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引以自豪的时光。胥灵永生于1964年,中学毕业后参军。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的战斗,荣立三次营嘉奖。其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脚底部负伤,系三等乙级伤残。

1988年胥灵永退伍后,被安排到城固酒厂工作,2002年,因酒厂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岗。

如果失去了工作,无职业的妻子,13岁女儿和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会饿肚子”。胥灵永托人找关系,又回到厂上班,但8个月后,他第二次下 岗。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疾军人不允许下岗。但是县里的领导说,酒厂成了私人企业,也拿它没有办法。等待胥灵永的依然是下岗。

胥灵永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在2005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里,他上访时间最长,进京次数最多,是县里一号“缠访者”。

而紧随其后,他的四弟胥灵军落下“缠访”的坏名声,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胥灵军小胥灵永6岁,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训练中负伤,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 县84号厂下岗。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家有负债的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7年后,因为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

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惊人地重合,有些宿命,还在按一种惯性继续着。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足够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时是一块儿去上访,有时各自去。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对于认为“只是来落实工作”的胥灵永来说,上访是被迫无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办事,但他难以理解,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强行接回关押,直至后来参加所谓的“法制班”培训。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 委、信访局、法院抽调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护”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法制培训班”设在南沙河原五七干校内,多位被培训 者记得,2008年来此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参加培训的人,由所在村镇或单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训费。他们回忆,新来的受训者拉来 后,先进行全身搜查,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信访条例、道德教育、致富门道,还要出操、参加考试。

胥灵永发现即便考试合格、写了保证书、申请书,表现好也不能离开,意味可以离开的标志是,培训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训一个多月后,胥灵永因为“在威胁下整天背记东西”而发病,被送往城固县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其患脑干、小脑多发性梗死,这才免于继续被培训。

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的胡彦平今年63岁,多年来认为“两级法院判决有问题”而不断上访,她说,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进去后先要挨一顿打,之后随意打骂人的事司空见惯。“副主任关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聪。”胡彦平说。

胡彦平看见常常是关亲手打人,他惯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训者的头发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齿,有的嘴打烂了无法进食。

至今,让胡彦平难忘的是胥灵军的仗义之举。一次,关鑫磊在打48岁的武金秀时,胥灵军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关在毒打文小莲时,文的哭声很大,胥灵军看不下去,捡起一块砖头砸在关的肩膀上。

胥灵军的仗义,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身处险境。

受训者都变得皮包骨头

2009年6月19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后,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遍,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关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 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 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 罚。

因为有病,从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 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才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 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 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 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过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 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息诉罢访”才能出来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或许是怕受训者出现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脚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 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 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去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 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没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命断“培训班”

2010年3月18日早6时,胥灵永没有叫醒弟弟。听到他的呼号,关鑫磊打开门锁,将胥灵军抱着走了出去。

胥灵军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训中心”9个月零4天的光阴。当天下午,县上有关领导来“培训中心”查看。晚上,胥灵永、胡彦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或被相关单位接出。胡彦平原来108斤的体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干部通知胥母去维多利亚宾馆,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说胥灵军死了,尸体在县医院太平间。

大哥胥长新说,两个弟弟在“法制培训中心”期间,家人亲属多次前去探视,均遭拒绝,甚至遭打骂而回,四弟死得蹊跷,所以当天拒绝认尸,不过,他承认,第二天,县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认尸,家人态度就变了。

但认尸先要答应不准带手机,不许拍照的条件,并要签字确认。白布滑落,胥家惊愕见到的几乎是一个骨架,最后从尸体左腿上缝有三针的伤口处,才确认是胥灵军的尸体。胥家后悔没有带着照相机拍下胥灵军的惨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谈解决方案。最后县里来人说,先解决活人问题,之后会给死者家属一个圆满的答复。

20多天后,县里派人逼着和胥家签协议,胥灵军77岁的母亲获得一次性救助26万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补助44.8万元。签字时,胥家要求对关鑫磊的犯罪行为要依法查办,但这没写进协议里。

一个月后,汉中市公安局法医对胥灵军进行尸检。在尸检现场,胥长新眼见四弟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让胥家气愤、心寒的是,尸 检完毕,胥家不同意火化尸体,胥长新说,县工作组的人威胁不签字要承担责任,不给兑付补助,他们只好签了字,最后胥灵军的尸体被火化了。

此时,胥灵永正躺在病床上。当亲友们相拥而泣时,他却显得没有什么心思。

之后,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与县里的几名干部来到胥家,宣读胥灵军尸检鉴定文书,胥家人听他们念道:胥灵军的死亡是因支气管炎等疾病导致的。

胥灵军惨死后,胥家向当地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但至今没有立案调查。

一次,上初三的16岁女儿到医院看望胥灵永时说,“爸爸,相信国家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正。”这让他很感动。

胥灵永出院后,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访,与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项为死去的弟弟鸣冤的使命。

2010年12月13日,他再度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4个月后,因再次患病才逃出这个令人恐惧的冷酷空间。

胥灵永出来时还带着一个托付。走出铁门的前几天,也是第二次回来的武金秀趁给走廊消毒之机,扔给他一叠卫生纸,交代胥,按卫生纸上面的 电话号码,找她一个有能力的朋友,将卫生纸转交朋友,让快来救她。胥将卫生纸藏于鞋垫内,再塞进裤衩里,偷偷带了出来。这个1米多长的卫生纸上,是武金秀 好不容易写下5000多字的控诉信,多是指证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灵永试着打武金秀那位杨姓朋友的手机,但对方说“这是政府行为,我管不了”,后来他又发短信,但发出的短信没有任何回复。胥灵永开始由己推人,担忧这个身体扁塌的女人,是否还能撑得下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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