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超凡的预知力：对俄共之先见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他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公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于是，蒋公在苏俄游了总共三个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苏反共了。

蒋公在给廖仲凯的信里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共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公时年36岁那一年，他就决心将共党清除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就那么的具有先见之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他对苏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马列的羊头。现在，苏俄不挂马列的羊头了，我们还挂得很高，高到百姓们连羊头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其次，俄国素无好心，晚清的中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民国以后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据，共和国时代的历史更是最好的证据。第三，苏俄的专制与恐怖与三民主义或者说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蒋踏上苏联国土三个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国随后恁多的留苏学生在苏俄呆了那么长时间都发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