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精神分裂 人民已觉醒 大起义在即

2011年6月19日，在澳洲悉尼的艾市菲（Ashfield）天主教俱乐部举办了《九评共产党》研讨会。著名的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台湾大劫难》、《台湾大国策》一书的作者袁红冰教授在会上作了发言。袁红冰道：

好长时间没有在悉尼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因为我经常在国际上活动，特别是在台湾。因为，我预计在2012年中共的极权主义的扩张和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力量将在台湾发生一次政治决战。所以，既然是上天选择了这个战场，我不愿意回避和中共的战斗，所以，我去台湾的时间比较多。那么，今天，我很高兴受退党服务中心马恒隽先生的邀请来参加这次的研讨会，我发言的时间是半个小时。

刚才，大家听到了冯海光先生宣读的中国联邦革命党成立的公告，为什么要成立联邦革命党？为什么要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允许的一切方式和方法彻底的摧毁中共的暴政？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是中国所有人民的公敌。它不但是汉族的公敌，同时，也是藏族人、蒙古族人、维族人的公敌。

中国共产党现在据说是第四代人要接班了，也可以说是第四代或第五代的人要接班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只有两代人，或者说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的时代，一个是邓小平的时代。我们现在还处在邓小平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什么？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点有是什么？

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点就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维持中共的血腥的集权专制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政治任务。因为，中共的集权专制是中共官僚集团的生命的依托，他们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全是建立在这个血腥的政权之上的。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只是维护这个集权专制的具体的方式；不同的只是他们所要达到的具体社会目标。

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是运用所谓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精神的欺骗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在邓小平时代，在他们的精神欺骗破产之后，就开始运用物质的利诱和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应该准确的把它们称为权力贵族市场经济，来维护他的集权专治统治。这是他们的不同点，只表现在这个方面。

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彻底摧毁的是各各民族的文化性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也就是他们实行的是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邓小平时代，他们要毁灭的是各各民族生活所依存的最后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毛泽东时代，他不仅仅是对各各少数民族实行的残酷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而他首先灭绝的是什么？是中国汉族的文化。用共产党的党文化来灭绝所有东方各各民族的文化。而这个党文化是来自于那里？就是来自于西方的集权主义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是西方的集权主义文化的现代的经典表现，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汉族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57年的所谓的反右运动，把一大批中国汉人中最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几乎摧残殆尽。而人的生命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自由的灵魂消灭了，所以，中国的文化也就随之消忘了。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毁灭，那一次毁灭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几百年来都难以恢复过来。这是对汉族文化的摧残。

对其它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摧残也同样的惨烈。我们就以对藏人的文化摧残为例，当年共产党告诉藏人，你们只要交出了你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就给你们以自由生活的权力。藏人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他们相信了谎言，在他们的意识中，很难有人会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于是他们签订了17条协议，所谓17条和平协议，希望用他们的自由、独立和主权来换来一种平和的生活。

结果怎么样？中共在3年之后，在完成了在西藏全境的政治和军事部署之后，就立刻开始了彻底毁灭藏人文化的政治迫害运动。逼迫藏人不得不在1959年举行全民起义，而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军队，几十万大军把藏人的反抗淹没在血泊之中。屠杀之后，按照第十四班禅大师在他的著名的七万言书中所揭示的，大屠杀之后，许多藏人的村庄活着的绝大部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大屠杀之后，在对藏人进行集体屠杀之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土坑。然后，让他们的亲友，逼着他们的亲友在土坑上欢歌起舞，来庆贺暴政的胜利。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办法，这样的屠杀来灭绝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内蒙古也是如此。1968 年，在内蒙古发生了一起对全体蒙古人的种族灭绝运动。几乎几百万的蒙古人，几乎全部被关在临时设置的监狱里。十多万蒙古族中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被迫害致死。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都很少听到蒙古人的反抗，不是压迫没有了，而是他们的知识份子被摧残殆尽了。

一个民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也就失去了反抗和自由的能力。那么，有的人说共产党现在已经变好了，到了邓小平时代共产党变好了。变好了没有？我们用事实来说话。我们说在邓小平时代，对各各民族的血腥屠杀、迫害和镇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汉人的屠杀，最著名的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看看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暴政、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曾经用几十万大军占领自己的首都？用坦克车、机关枪和装甲车去屠杀他们自已的同胞？而其中绝大部份是年轻的学生。

屠杀停止了吗？那么，对西藏人的屠杀停止了没有？没有！1989年3月份，中共在拉萨对西藏人的血腥屠杀，几千藏人在那次屠杀中死去。1989年1月份，中共谋杀了第十四班禅大师，只因为第十四班禅大师拒绝和中共继续进行政治合作，并表示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和他一起来处理好西藏的事物。

就在今年的3 月份，在西藏，有一个寺院叫葛尔丹，一个僧人为了抗议中共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抗议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非法干预而引火自焚。而中共的军警在扑灭了这个自焚者的火焰之后，又用酷刑把他当场打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扑灭了火以后，又要把人打死？它就是要告诉藏人，你们连死亡方式的选择权都没有。你敢反抗，就只能死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就是他们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屠杀的本性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他们造就了一些新的罪恶，这个新的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国的广大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这种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使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不再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依托已经受到了威胁。

前几天大家都知道，在内蒙古又发生了一次人民的大抗议运动，那是我的故乡。听到这次抗议，我是悲喜交加。悲在什么地方？悲就悲在内蒙古曾经是千里水草风美的草原，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原之一。可是在中共的所谓经济发展的政策之下、经济改革之下，现在阴山以北，除了呼伦贝尔之外，基本上没有一片真正的草原了。草原都沙漠化了，为什么会沙漠化？就是中共的不计后果的所谓经济发展政策造成的。

这一次蒙古人的直接的反抗就是因为他们的草场已经被破坏到了他们再也难于生存下去的程度。草场是怎么被破坏的？因为内蒙古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和石油矿产，而且煤层是离地面很近，极其适于开采。那么，中共是怎么开采的呢？就是把地表上2米以上的土地全部扒开，露出了煤矿，所谓的露天煤矿。大片的露天煤矿开采完以后，草场也随之破坏了。他们这些中共的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把煤矿采走了，变成了他们钱袋里的财富，而给内蒙古留下的是什么？给内蒙古留下的是黄沙壁野的破坏景象。

这是这次我为内蒙古感到悲哀的，就是人们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才不得不起来反抗。那么，我为什么还有喜悦的感觉呢？就是大家知道，近年来，藏族人、维族人不断地进行反抗，很少有人听到蒙古族人反抗的情况，为什么？就是因为1968年那一次对蒙古人的彻底的种族灭绝性的大迫害，大屠杀，摧毁了蒙古人的最优秀的知识份子。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知识份子死去了，那么这个民族就丧失了反抗暴政的和追求自由精神的能量。

但是，现在蒙古族人终于又开始反抗了，而且人人感到高兴的是，这次蒙古族族人的反抗绝大部份、他的主力军就是各个学校的学生，有大学生、有中专的学生。也就是说，年轻一代的蒙古族知识份子又成长起来了，他们又复活了。

在 2008年，在西藏，人民进行抗暴的时候，在拉萨的街头有一个康巴青年，他迎着共产党军警的枪口走过去，同时他喊道：“我就是你们几十年前杀死的藏人，我又回来了，我又复活了。”那么，这句话用到今天的内蒙古是再恰当不过了。被中共、他们以为被彻底消灭了的那些蒙古族知识份子、那些追求自由的灵魂，他们又再一次复活了。

那么，总结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时代，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彻底的灭绝了各各民族的文化。在邓小平时代，除了继续坚持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之外，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更彻底的在毁灭着这个民族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自然环境和自然的资源。中华民族和其他各各民族的生存条件已经受到了中共暴政的直接威胁，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革命的基本原因。

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所谓新左派的回潮。他们“唱红打黑”，他们起诉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茅于轼，只是茅于轼彻底的揭露了毛泽东的罪恶，又一次揭露了毛泽东的罪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些新左派们把现在中共的当权派称作什么？称作官僚买办，称作汉奸集团。那么，现在当权的这些中共的官员把这些新左派称为什么呢？把他们称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余孽。他们互相的这种攻击、互相的谩骂，我想都说出了真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共的内部已经发生了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中共已经开始精神分裂了。

毛泽东时代的一群人，一种思潮，现在要起来否定邓小平时代了。但是，他们要用什么来否定呢？他们要用过去的罪恶来否定今天的罪恶，他们注定是不能成功的。或者说对共产党而言，这个新左派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什么叫“成事不足”？就是他想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统治方法，来挽救今天共产党的命运，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什么叫“败事有余”？“败事有余”就是他们将彻底的撕裂共产党，造成共产党的精神分裂，而从中国共产党这次精神裂痕中，将涌现的就是中国的、当代中国的民主大革命。就是像曾经造成前苏联和东欧帝国转瞬之间就烟消云散的、那样的全民抗争和人民的起义。

89年“6•4”的时候，我就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大学。我亲眼目睹了人民的起义，那次人民的起义本来是应该成功的。当时，中国几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城市，人民全部起来了。包括共产党内部的许多有良知的人士也都站起来了，甚至有警官、法官、检察官都站到了人民那一边。

那次在中国，革命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人民拥戴的一个人，也就是赵紫阳先生，虽然有良知，但是他太软弱。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没有能力承担起自已的历史责任来，对中共的暴政充满了幻想，长期的奴性的压抑使他们心中已经失去了作为自由人的勇气。由于这样基本的原因，中国错失了那次的机会。

第二年，人民的起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就成功了。那么这一次，共产党内部的精神分裂将从新给中国人带来一次人民起义的机会。社会的矛盾现在早已经是天怒人怨，如地火喷倾，所缺乏的只是一次历史的机遇。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历史的机遇很快就会到来了。就像刚才冯海光先生宣读的中国联邦革命党成立公告的最后一句话，叫作“暴政必败，自由必胜。”那么，中国联邦革命党人将和所有敢于反抗中共暴政的中国人一起英勇奋斗，同生共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