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成了干部院 高官高管皆入围

2011-06-04 03:19

自1994年到2001年，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和老总要角逐“院士”头衔？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外延和内涵？

官员、中央企业领导成为院士是何时开始的？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有何不同？

从级别上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人们几乎公认，院士们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师（副部级）于康震、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晓鲁……这一连串闪亮的名字不是政府官员和央企高管的某次会议名录，而是2011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公布的2011年院士候选人名单。

如果连同离任官员、老总一同计算在内，包括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原交通部总工程师凤懋润和原安监总局副局长闪淳昌等人，共有23名政府高官或央企高管入围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一片“高官、高管俱乐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工程队”的非议声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新华社采访表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和老总要角逐“院士”头衔？这种现象从何时开始？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中国工程院”这个时常被人们提起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外延和内涵？

1954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评选中，便有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

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而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不过，官员和企业领导成为院士，并不新鲜，从工程院成立之初就大量存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科学院。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后调整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无明显学术背景的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而此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则是横跨学界和政界的大腕蔡元培、朱家骅。

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并评选“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一文中指出，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是内部提名、内部评定（即“协商”），最后报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此时的评选除了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政治标准，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据此标准，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学部委员。此外，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等被王扬宗称作“半官半学”的人士也大量入选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后，经过17年发展，现有739名院士，其中兼有企业界或政界身份的院士并不少见。现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1999年12月当选工程院院士时也兼有企业界身份，那时他是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兼华中软件公司董事长。

199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就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黄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不久，黄卫当选北京市副市长，被人们称作“院士副市长”。两年后，黄卫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常务副主席。

在成立于2000年的“工程管理学部”中，官员和企业家更不在少数。2001年12月，中国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当选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工程院相关负责人称该学部院士当选条件“颇为苛刻”，当选人必须“具备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国家科技布局与战略管理经验”。对于傅志寰院士的学术背景，该负责人称，傅志寰对繁忙线路客货混运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的解决对策，影响、价值颇大。

中国工程院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它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关注院士制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指出，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级的。”

几乎已经形成惯例的是，工程院之前三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和徐匡迪都曾在任职或离任院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之后的历任院长，卢嘉锡、周光召和路甬祥，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工程院网站，也详细列举了在中共中央、人大和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院士名单。

有两位院士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路甬祥和周济。5位院士为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陈左宁、多吉、潘云鹤、王玉普和谢和平。其中多吉为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云鹤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王玉普为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还有马伟明、方滨兴等26人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路甬祥和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此外，于振文、尹伟伦、尹泽勇等4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孙永福、袁隆平、龚惠兴担任本届全国政协常委。其中孙永福为原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5年，孙永福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还担任着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级）职务。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院士陈宗懋，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术大师，人文组也囊括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家。人们公认，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当年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是学习西方的体制，但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与西方工程科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中国工程院有至少5名从事中医的院士，他们是医药卫生学部的董建华（已故）、程莘农、石学敏、王永炎和张伯礼。其中董建华被视作“中医泰斗”，而程莘农和石学敏则是中医针灸专家。程莘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还有一名院士，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他叫陈宗懋，今年78岁。陈宗懋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百度词条中，陈宗懋的“荣誉”部分称：“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陈宗懋研究员当选为院士，开创茶叶界先河。他的当选是茶叶界的光荣。”

今年3月，陈宗懋院士在《钱江晚报》等组织的“科学会客厅”露面，谈茶道与养生。《钱江晚报》报道称：“按照他的说法，88岁是米寿，99岁是白寿，而茶寿所代表的，则是108岁。在陈宗懋看来……喝茶一分钟，可以解渴，喝茶一个小时可以休闲，喝茶一个月可以健康，喝茶一生可以长寿。”

“长寿”也是常常与“院士”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2岁，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4.1岁。所有的工程院院士中，80岁以上则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工程院资深院士有182人，而科学院80岁以上的院士有231人。

人们往往质疑高龄带来的科技创造力衰退问题——调查显示，美国科技公司创始人平均年龄仅为39岁。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热衷于听院士们讲授长寿和养生之道。“茶业院士”陈宗懋之外，中国工程院钟南山（75岁）、张金哲（91岁）、胡亚美（88岁）和王陇德（原卫生部副部长）等等不同学部的院士，也曾多次对公众讲授长寿与养生之道。

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尽管院士已经在人数上大大增长，在地方上，他们仍然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公开资料显示，各地为了招徕院士，均推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2009年12月，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宣布，两院院士如果愿意到院里任职并完善协议，单位将提供不小于200平方米的住房，并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费。

新疆则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被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根据需要，为院士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有关单位保证院士著作及时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

2010年8月，河北宣布，在冀院士特殊生活补贴由每人每年6万元增加到20万元；新引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新引进院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每年两次健康检查；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研发优先立项，重点保障。

除了普遍的待遇优厚，各省为招徕院士，奇招迭出。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而“O”字头的汽车牌照此前一直是警务用车专属。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现行体制不变，“院士”作为终身“荣誉”不会退休，那么伴随它的待遇也不会消失。

今年3月以来，工程院在网站上连续发布了三封针对工程院全体院士、院士有效候选人及候选人所在单位的公开信。公开信援引部分院士的话称，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的活动，为被提名人进行“助选”和“拉票”，有的院士所在单位还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向院士提出不正当要求。

工程院期望院士及候选人都能够“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共同为院士增选工作营造纯净、严肃的氛围”。

同时公开信也提醒各位候选人，谨防上当受骗。“您可能更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也在打你们的主意……根据历年院士增选工作的经验，可能会有人假冒中国工程院某领导、某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各种借口向候选人推销所谓的书籍、礼品或纪念品；或以各种名义欺骗候选人向中国工程院领导、院士或院机关工作人员赠送礼品、礼金。”

自1994年到2001年，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撰文称，“院士”一词来自英文“Academician”，它实际是指“Academy的成员”，或“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的人”。

在英文的语境下，任何一个学术团体，比如评选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西点军校，甚至美国的很多私立高中，都可以称自己为“Academy”，而这个词汇本身并不带有“最高地位”或“很高地位”的涵义。

但在汉语中，据说是历史学家傅斯年最早将“学院”与东方传统中“士”的概念衔接起来，创造性地“发明”了“院士”这样的翻译以对应“Academician”。

顾海兵教授认为，“院士”的说法本来就遗留了古代“士大夫”、“内阁学士”的官本位思想在其中。

“更重要的，在汉语中‘院’代表一个实体，比如学院、研究院，但中国工程院是一个典型的虚体，它跟中科院不同，没有一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应当是一个典型的‘学会’，”顾海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本就不是院，何来院士？”

中国工程院没有研究机构，院士都在各自的单位工作，但设有办公厅、学部工作局、国际合作局、政策研究室等机构。

1980年，中国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时，新增283名学部委员，全国共有学部委员400名。这400人全部为自然科学界人士，因为此前，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已在1977年独立为社科院。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选210名学部委员。1993年10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产生第一批96名院士，其中30人为中科院院士。

此后，中国“院士”人数高速增长。1997年，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增选113名院士，2001年再添81名，院士总人数已达到616人，还不包括24名外籍院士。短短七年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在日益高涨的争议声中，工程院院士增选的幅度终于下降，2003、2005、2007和2009年，分别有58人、50人、33人和48人新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今年，中国工程院增选的车轮已经隆隆转动，院士增选总名额将不超过60名。一周前，工程院公布了今年的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485人的名单。第一轮评审将于6月26日至7月1日进行，第二轮评审和选举将于10月30日至11月4日进行。

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学术机构和机关、企业的博弈还在持续。坊间流传着关于竞选院士需要多少公关费的猜测。

毕竟院士的附加值是如此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养生、茶道，甚至荣誉，这也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全国性的“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培育资金”评审，就规定项目申请需要2名院士或5名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部委员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