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管理机制的矛盾 逼着人民用炸药包

近期，中国发生多起引人关注的极端冲突事件。5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强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此，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在湖北的“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和广西作家荆楚进行讨论。

记者：“应该说经过３０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开始的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是一个希望建立加强社会管理机制的政策和想法。但是从目前持续将近已经一个多星期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有关争取生存权的游行示威到几天前江西抚州发生的连环爆炸事件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确实处在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地位。刘飞跃，您怎么看待目前的情况呢？”

刘飞跃：“中国现在确实进入到一个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各种各样群体性事件频发，所以当局强调社会管理，遇上这种问题也感到威胁，确实是当局这么多年来拒绝进行政治改革造成这么一个后果。”

记者：“荆楚先生，我们注意到在五月三十号中共中央由胡锦涛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一位是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位是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三位才是有关人民的安居乐业。您怎么看待中国官方现在坚持的这几个顺序？”

荆楚：“我看到这三个顺序就感到可笑，因为他的思维方式还是像秦始皇这样一刀下去，社会变得服服帖帖，（而）这样做是压不服的。就像刚才刘飞跃先生所说的，现在是社会矛盾大爆发期，到这个时候他一心一意的想党的执政地位，维持共产党专制腐败的长治久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三位，人民利益完全成为附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多做什么，比如说媒体的监管、人民声音的遏制。现在对媒体完全的严厉的控制就是把上司当成醒世霸，一方面是误导了社会，另一方面是误导了当政者，（使）他们听不到老百姓的声音，听不到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在高压恐怖统治之下，大家虚以委蛇。当高压控制到一定程度，就像高压锅一样，到了临界点就要爆炸了。在我看来现在就是这个高压社会爆炸时期。”

记者：“刘飞跃先生，我们注意到从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到前几天抚州钱明奇的爆炸极端事件，虽然这两件事件都是由暴力拆迁引起，但是应该说他们本身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抗争，希望能够在合法的途径使自己的实际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就最近一次江西抚州爆炸案来看，政府大楼和检察院同时发生爆炸。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应该说是民间与同官方直接对立的一种体现。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自身调节能力的状况呢？”

刘飞跃：“中国社会自身调节社会矛盾、调节自身状况，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官方给与民间权利的或者人权救济能力的问题，现在说这个救济能力是完全丧失了。像明奇这连环爆炸案事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诉求，通过司法、通过上访诉求于绝对的这些渠道，都是走和平的方式，但事实上令他非常的失望，十年来竟没有讨来一个说法。像钱明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并不少见，像你刚才提到的唐福珍自焚也是在体（制）内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权利得不到伸张。我们比较这两种方式，唐福珍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但是钱明奇是针对政府多个部门，包括政府本身，那就说明老百姓看清楚了是什么造成了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是什么造成了他目前的状况，他认为是政府、是官僚统治集团，所以他去（攻击）政府，这充分说明体制内这套效益是完全丧失了。对民众的救济，维护民众权益、人权方面完全丧失了。我觉得当局应该好好警醒，不要再做官逼民反的事情了。”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五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社会管理政治局会议的同一天，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在内蒙古的各个大学都有军警和警犬把守校园，阻止他们去公共场所个广场去参加集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当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如果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话，就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通过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来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荆楚先生，您认为以武力压制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能不能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

荆楚：“中国的宪法，就是主权在民的宪法已经规定了，首先一党专政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怎么能够维护人民的利益？强调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就是维护一党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违背了宪法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现在整个国家是人民有冤无处伸，逼着人民用炸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