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综述了中国1950-2009年对外援助的情况，这也是国新办首次就中国对外援助发表白皮书，此前，中国官方从未就此发布过正式报告。
白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
“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
早在1948年，越共主席胡志明就派特使李碧山、阮德瑞到中国，并带来了他写给周恩来的亲笔求援信。这封信以亲友间做生意的暗语请求中国援南抗法：“敝店年来生意颇好，兹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月底，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中国求援，尽管中国自己百废待兴，但仍“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之一，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中国支持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娶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方式；援助对象的选择，往往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得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提出：“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尽管自身捉襟见肘，中方仍慷慨解囊。
前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在1950-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自1950年~1954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6亿元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送去了香烟、粉条、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朝鲜是中国另一个主要援助对象。毛泽东曾说，“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从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朝鲜给予了巨大、无偿的援助。仅东北地区就出动民工60余万人，承担运送伤员和弹药、物资等任务。
实际上，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不仅限于朝鲜和越南。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十分常见的字句。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而援助的内容涉及现汇、技术、物资、工程，乃至劳动力等诸多项目。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大批中国粮食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新高，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这条全长约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尽管当时有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在卡翁达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毛泽东现场拍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在坦赞铁路修建的近6年中，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因为设备落后，大部分时候必须以“人海战术”取胜，施工高峰时，工人达两三万。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
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耿飚发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但阿方领导人认为，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总理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6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农村了。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也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
踩了一脚急刹车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指出“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超过4%为宜。”此时，中国对外援助才踩了一脚急刹车。
中国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国——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反目为仇，中国于1978年7月撤回在这两个国家所有援助专家。此时，中国国内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进行援助的问题。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问题上，“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
1980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过去对外援助的种种弊端：“对外提供援助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承担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商务部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向76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项目325个，其中建成1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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